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发明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种观点，是指古代中国的四种发明，一般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雕版印刷术。然而最初国际史学界公认的却是“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及雕版印刷术，“三大发明”最早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后来被麦都思、马克思等学者认同。
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
后来马克思承袭了培根的说法，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这三个发明归于中国。
英国汉学家麦都思也沿袭培根的说法，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 ( 指日本 ) 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而李约瑟对这四大发明的赞美和强调，使得这一说法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很大认同，并被写进了教科书。
现代有西方学者认为：除造纸有明确的证据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外（更准确来说，是间接促成非直接传承，类似文官制度），其他三项发明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这方面，有西方学者认为，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中西方各自独立发明。中国方面在时间上早于西方，但传播不广、亦缺乏改进。西方虽时间上晚于中国，但传播广泛（亦重新传入中国，现代造纸术亦然）、精于改进，后世使用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直接是从西方发展而来的。
由于四大发明的说法来自于西方，因此近来有不少中国学者如余秋雨、王渝生等认为四大发明并不能代表古代中国的最高科技成就，并提出了新四大发明的说法（包括天文历法、中医中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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