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加班过劳死第一大国，每年人数高达60万

“只要有一次不配合加班，我就让你从此以后一个班都没得加。”

——富士康生产线上的线长，2015年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首先曝光了富士康，例如工人站立工作连续12小时、生产线上严禁说话、太过疲劳以至于累倒的情形被曝光在公众面前，引发民众的愤慨。

接着，富士康第一时间就把报社给告了，最终虽然撤诉，但不屑的态度溢于言表。但是最终酿成2010年富士康“14连跳”自杀纪录，从市场经济以来从未发生过。

而“但是十四连跳”虽然发生了，换来的不过是一纸“自愿加班书”。你不签就别想挣钱，但是只要员工签了这份“魔鬼协定”，就跳出《劳动法》的“三界”外，不在每月加班36小时上限的“五行”中。有位生产线线长甚至放出狠话：“只要有一次不配合加班，我就让你从此以后一个班都没得加。”

2015年，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郭军公然炮轰富士康，长时间违法加班，导致过劳死、自杀现象屡有发生。但在郑州富士康招聘中心门口，应聘的长龙每天都在将这种“道德正确”无情打脸。100多万农民工糊口要紧，从不拖欠工资和加班费的富士康，才是心中首选。

“你们这样加班，是相当不人道的。”

————位日本人对他的中国同事说

有个流传甚广的加班故事：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招聘了一位日本研发，上班第一天，他对部门同事说：“我在日本就是个加班狂，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一个月后，他决定打道回府，临走扔下一句话：“你们这样加班，是相当不人道的。”

2006年，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指出：中国人均劳动时间超越日韩，已成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2016年年末，滴滴发布《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京东以23：16的平均下班时间、周末破千的加班人数，勇夺中国最“狠”公司冠军

高德地图则在《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宣布：华为每日人均加班时间长达3.96小时，无可争议成为中国企业“加班王”。

中国最优秀、最具竞争力的企业都在疯狂努力，普通公司有什么资格不加班？

任正非公司有床垫，马化腾凌晨回邮件，史玉柱半夜都开会，雷军常年7×16小时，“首富”王健林的日程表更是轰动全网：4点就起床，连干16小时……中国最优秀的老板都是工作狂，普通员工有什么资格不加班？

于是，加班员工升职受奖，下班员工遭淘汰鄙视，企业的竞争压力被层层传递，“加班文化”就这样自然形成。

别以为公务员能“报纸清茶过一天”，政府加班早就是常态。领导检查要准备材料，深入基层要调研总结，会议精神要上呈下达……这些统统会突然出现在日常工作中。有时写了篇领导不满意的讲话，改上十几遍、熬几个大通宵，也是家常便饭。

更多人认为，IT业是加班最疯狂的行业，没有之一。

深圳有家奇葩公司，17:30下班，18:30有公司班车，于是没人逼你，大家主动加班一小时；

18:30准备坐班车，一项好处涌上心头：8点有东来顺的工作餐，样多、管饱、有水果。想想回家还要做晚饭，干脆再加班一小时，吃完工作餐再回家呗；

吃饱喝足要回家，又一项福利脑际盘旋：10点打车报销。干了十几个小时，哪有力气挤公交？那就再主动加班两个小时呗。

这家“从不逼员工加班”的公司，名叫腾讯。

秀福利、晒加班、“996”，都是IT公司的创举。于是，“钱多话少死的早”，也就成了程序员的宿命。

干了这么多碗“加班鸡汤”，数字依然不会说谎。有数据显示，中国90%的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50%的行业周加班4小时以上；80%以上职场人“被迫加班”，70%的“加班族”无偿加班，深圳才是中国的“加班之城”……

弹指一挥间。2006年，中国跃升为“过劳死第一大国”，每年“过劳死”人数高达60万（这个数字极具争议，却被众多媒体采信）。

但在中国，“过劳死”既不是法律概念，又没有确切的医学定义，至今都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

在医学上，很难证明“过劳死”与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没有“过劳死”一说，算不上“工伤”，就没有相应赔偿。简而言之，死了白死。

2010年，芬兰、英国的研究人员在《欧洲心脏》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长达11年的研究成果：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将导致忧郁、焦虑或失眠，罹患心脏病的几率更高出60%。这或是认定“加班危害生命”最有力的一项研究。

靠加班，中国支撑起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的经济奇迹。但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

日益老龄化的中国还能加班多久？这样发展可持续吗？这样发展道德吗？

中国人还在加班时，日本却开始引入“一周三休制”。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实行“一周三休”的日本企业已达到8%。而中国不计其数的劳动者，却还活在没有“双休”和加班费的年代。

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是时候做出应有的改变了。

你在公司加不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