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亡国之君中，明朝的崇祯帝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他在位的最后几年里，明王朝的日常简直成了一幕活脱脱的人间闹剧。狡猾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攻势凌厉的东北清军，胸中满是愤懑的普通百姓，一群首鼠两端，虽是满口仁义却无计可施的大臣……这些角色将一个可怜的皇帝几乎逼到了死角。
如果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就能看见这种处境之下的皇帝是多么的绝望，又多么的孤立无助。
现在是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日——距离帝国灭亡，皇帝自缢仅剩八天。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日注定是个谎言充斥的日子，这在本年初就已有所预兆。这年正月初一，后金改国号为清，两天之后，李自成又在西安僭号，国号大顺。短短两天之间，中原局势已经变得不可控制。
正月初三日，李自成给远在北京的崇祯帝下战书，吊诡的是，约战的时间就定在本年三月十日。可谎言很快掩盖了这一事实，当这封战书被投往兵部时，当值的官员竟然声称这是一封恐吓信，并以其中有诈为由斩杀了送信人。于是，警报被轻松掩饰过去，谎言战胜一切，皇帝对局势的变化毫不知情。
闯王李自成
及至三月十日，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攻陷阳和堡（大同之西），京师门户洞开。惊慌的信使一遍又一遍驾着气喘吁吁的快马来到北京，他们告诉内阁大臣，大事不妙！这些大臣们有的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有的谈笑风生假装没听见，这件事就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谎言在这天还体现在大臣们的“正直”上。工部尚书范景文在这天谏言崇祯做南迁之际，反惹得皇帝当庭发怒，一群朝臣也跟风斥责，说他贪生怕死，惑乱人心。这些大臣看似忠义，实则八天之后就改换了门庭。反倒是范景文，在得知崇祯死讯后留下遗书：“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然后再双塔寺旁的古井自杀。
范景文像
这天最大的谎言要数“征戚助饷”一事。面对着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虎视眈眈的北方强敌，内府空虚的崇祯帝在三月十日发出号召，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可结果呢，这些大臣们纷纷哀叹家境贫寒，平时清廉，并没有什么积蓄。魏藻德身为内阁首辅只捐了五百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一万两……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没有一笔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万不得已之下，崇祯帝只得动员自己的岳父周奎，希望他做出榜样。周奎身为嘉定伯，任职兵马司，在苏州拥有大量田宅。崇祯帝让他允公允私捐出10万两，周奎一口咬定家里并无余财。崇祯心软，把价位降低到2万，周奎则表示：只能拿出1万。即使这1万两，其中的5000也是身为皇后的女儿实在看不过，私下帮他的。到最后，周奎仅仅捐献了3000两。
在这无数谎言交织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相见崇祯帝当时的绝望。以至于他发出了略带讽刺的预言：“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
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日这天是讽刺的，这一天，谎言从上到下弥漫开来。农民军的警告被当做恐吓、将士的告急被当做无中生有、迁都的建议被当做贪生怕死、大臣们反将吝啬、自私、隔岸观火当做唯一的真实。
煤山自缢
八天后，北京城破，崇祯皇帝看着满城烟火在煤山上吊自缢。临死前，他说：“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八天后，李自成进京，那批当初声称没有余财的权贵们，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当年崇祯的预言——他们共被义军榨出七千多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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