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大都是供奉朝廷的贡品，而不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消费品，这就无法扩大当时的国内市场，难以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发展缺少了动力。相反，如果郑和每次环球世界都能带回一些当时百姓喜闻乐见的物品，那么，无疑将会促进当时中国的专业化和分工向纵深发展。这种源于草根的市场力量正是斯密倡导的“看不见的手”，本来这只“手”能够有效推动当时中国的商业繁荣，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的。
将思绪从几百年前的郑和再穿越到3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今天稍微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恐怕还清晰记得，当时进口产品对我们的冲击，那时一部砖头状的录音机所掀起的风潮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任何一款苹果产品。小小录音机不仅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气息，而且还促进了许多行业的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分工至少有，电子仪表、塑料、磁带、音乐创作等等。此刻，斯密的思想依然是管用的：社会个体因禀赋的不同会自动分流到不同的专业化领域，这加深了社会分工和协作的程度，扩大了市场规模，国民财富正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件普通舶来品对于一个国家社会与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如果我们借鉴阿西莫格鲁等人关于欧洲兴起的观点，结合明朝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再对比英国工业革命前的火候，我们会发现明朝中国缺少两个要件：一是，特权阶层过于强大，压制了商人阶层的形成和崛起，难以形成享有充分经济自由的商人阶级，重农轻商的传统不断增强；二是，贸易活动受限，无法形成分工与市场的良性循环，市场规模难以扩展，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逐渐枯竭。
诺斯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这段话恰好为郑和下西洋等历史问题的重要性提供了佐证。
从很大程度上看，中国始于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16世纪欧洲国家开放大西洋贸易一样，只是我们开放的是太平洋贸易，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也多受惠于太平洋贸易。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便是，展望未来500年，中国能否借太平洋贸易推动制度与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当想到这一问题时，恐怕我们也“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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