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历史上有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中最有名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后来一直流传谭嗣同在临刑前吟诵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根本考证谭嗣同临刑前并没有吟诵。不过当时的现场任然十分惨烈，大家在电视上看过古代的行刑，刽子手手起刀落，犯人人头落地，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过程。但是戊戌六君子就没有那样的待遇了，因为杀他们时候用的是一把大将军刀，大将军刀就是没有刀刃的一块铁片，所以戊戌六君子差不多每个人被砍了一二十刀，非常惨烈。
除了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 还有一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不能小视“高干子弟”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受的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看起来改革派的背景还可以，怎么就失败的那么惨？
说个事情吧，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维新派组织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2000元，加入做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孤臣了。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
再者，当时维新派想搞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
唐德刚先生有一个观点：““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唐德刚的这个观点可以说对大部分失败的改革有借鉴意义，革命是革他人之命，改革却是要从自己身上割肉的，人性使然，改革才如此之难。成功的改革往往是外力所逼迫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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