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罗斯高：为什么关心中国贫困农村63%没上过高中的孩子？

罗斯高通过财新记者回应质疑并建议，农村妈妈需了解离开幼子的代价，政府需转移支付加大贫村儿童早期养育的投入，事关起点公平

记者 陈少远 盛梦露

“中国的大学花了（政府）多少钱？”“ 原来不投资（贫困儿童早期干预），是因为觉得这个不重要”。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中国通”罗斯高对财新记者说。最近，因为一场网络演讲，罗斯高在中国公共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城乡儿童发展不平等的争论。

资料图：斯科特·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财新图库 牛光/摄

62岁的斯科特·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的教授，已从事了约30年中国农村研究，专注于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近十年来，罗斯高和中国合作伙伴组成的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关涉农村儿童发展的研究，并设计干预实验以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9月中旬，罗斯高在网络演讲平台“一席”公开演讲，向中国公众提出了惊人的数字和观点，“63%”的贫困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应倡导妈妈们回到农村”，“政府每年应投入80亿做贫村儿童的早期干预”。

而罗斯高的上述观点被冠以“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的标题对外传播，与这一被人为放大的数据有关，有关信息在社交媒体被大量转载，刺痛了中国社会的神经，也招致大量质疑，包括数据是否准确、结论是否可靠、建议是否可行。最根本的一项质疑指出，罗斯高将“中国发展焦虑与农村问题错位嫁接”，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否转化成经济增长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目前，中国学界并无可与罗斯高研究团队的调研数据相比较的公开调查研究。

在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贵州省教育厅等机构合办的 “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会议期间，罗斯高接受财新记者采访对上述质疑作出独家回应。参会的各界人士就如何让约20%的中国贫困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早期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罗斯高认为，贫困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养育和营养缺失，是中国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罗斯高所带领的团队在中国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展示出他的逻辑链条。早期发展的不平等将延续至其后学段，使贫困农村的部分孩子过早辍学，无缘高中，影响更深远的出路，甚至阻碍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详见报道《他们为何弃学？》）

而在农村社会，或许因为缺乏经济来源，真正弱势的儿童群体是父母没有外出的孩子。（详见报道《新调研：贫困农村中留守儿童成绩更好》）此外，那些跟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的境况也不理想。早在2012年，罗斯高团队的研究就指出，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堪忧。（详见财新报道《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存亡》）

在财新记者的采访中，这位经济学家强调，对儿童的投资越早越好。并且，因为中国教育财政的体制，对此的投资必须强调政府责任，保证国家投入。在中国，发出早期干预的政策倡议的，不止罗斯高及其研究团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是一支中坚力量。此外，国际计划、救助儿童会、亿未来等社会组织也在尝试不同类型的儿童早期发展支持项目。

“农村的教育水平太差的话，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发展”。这是罗斯高发出的最大警言。

中国最大的“隐性问题”

财新记者：你怎么理解这次演讲会有这么大的关注度？

罗斯高：我是很吃惊的。类似的讲座我做了50、60次，比如给城市的大学老师，给斯坦福的上海校友做演讲，我和他们说，中国在全世界的中等收入国家里，农村的教育水平是最低的。

我在“一席”说了，这是中国最大的人们不知道的事，农村的发展能力特别差。在中等收入的国家，这个不重要，穷的家庭孩子生出来就是做农民。IQ是85，你可以做很好的农民，跟着牛走。20年前生出来，你可以做建筑工，可以去富士康做苹果手机的工人，一天做重复的劳动，IQ太高也不好，会忍受不了这种工作。

但是苹果手机以后不在中国制造，低工资的产业全部要走。中国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因为供给越来越少。退休的人比新进入的劳动力多，这是避免不了的。

中等收入的陷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陷阱，中国要变成墨西哥吗？中国是很像墨西哥。

全世界都在关注农村儿童发展这个问题。和别的中等收入国家比，中国是有差距的。

财新记者：你指的是什么差距？

罗斯高：我们在陕西和甘肃做初中生IQ测试，50%到60%的学生IQ低，如果IQ低就上不了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小时候没发育好。

60%的农村孩子是生病，要么贫血，要么近视没有眼镜，要么肚子里有虫子，这些问题都是看不见的问题。（详见财新报道《斯坦福研究：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婴儿智力偏低》《贫血的婴儿》《给农村孩子眼镜》）

财新记者：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罗斯高：我们做的是大规模随机干预对照实验研究，来找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们也是慢慢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实施很多干预项目，发现都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有的老师就会抱怨，孩子们傻傻的。

我就和我在美国的同事讨论，为什么初中的孩子傻傻的，代数、几何、英语都学不好，他说，可能是小学学不好，0-3岁没发育好。后来我们就开始做IQ测试，就发现是这样。

我们希望让中国开始思考这个的结果。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大问题，那我们的目标就达成了。

我希望人家去怀疑我们团队的结论，希望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去研究，每个人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首先是要提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财新记者：但是你的演讲中的63%的数据有人提出质疑。

罗斯高：北大谢宇教授等中国顶级学者的研究数据基本都支持在贫困农村地区只有1/3的农村学生能上到高中这一结论。

财新记者：也有人认为贫困农村的孩子高中入学率低，成因复杂，不能简单归因？

罗斯高：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高中贵、位子不够。

为什么位子不够，贫困农村不想投资高中教育。因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上高中，回来去县城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去北京，去西安，都上了大学，然后换户口。农村的县没有激励机制投资农村教育。如果上面给了100块钱到县城，只有30-40块会投资教育，大部分还是县城的教育。贫困的县是不想办高中的，因为你一教育好这些人，他们就会到城里去，就不会回来了。

你问他们，营养餐为什么不配套，说没钱。寄宿生每个班应该有一个生活老师，为什么没有，没钱。后来去县城去，这么漂亮。有钱投资县城，没有钱投资农村教育。

妈妈回农村更现实

财新记者：关于演讲的一个争论在于，在政策倡导上是要让妈妈回农村，还是要让孩子跟随父母进城，你为何会建议妈妈回村？

罗斯高：取消户口制度，让孩子跟父母进城，是经济学家最尊崇的。城市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城市越大，效益越高。他们都觉得，中国的大城市太小了。

让中国的所有农民都进城，享受城市的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可能吗？现实是，即使贫困农民去西安这样的城市，也享受不到社保，没有什么就业机会。户口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有中国农村的孩子到县城上学，但是大部分的农村孩子还是留在农村，他们在镇上，在大村的学校上学，山区可能是集中在镇上的寄宿校。政府花了很多钱盖中心小学、中心中学，规模很大。他们不是把很多学校盖在县城，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多人留在县城。

最聪明的贫困农村孩子上好的小学、初中、高中，上北大、清华，这只是2%、3%的数字，我们要考虑的是剩下98%的孩子。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接受更多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让妈妈回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像演讲里出示的那张表格，如果一对一帮助母亲对孩子的认知发展很有用，但是帮助奶奶没有用。

最重要的是，很多父母不知道早期1000天是多么重要。所以要推广这个信息，让出去打工的农村父母知道，如果他们出去，就有一个成本，一个代价，让他们决定走不走。

农民家庭生了孩子后，他们要做一个决定，是要妈妈出去工作，提高家庭收入，还是留在村里养孩子，提高对孩子的关爱。所以一个家庭要做收益成本的考虑，考虑怎么保持平衡。

财新记者：让妈妈回农村的提议，有解读认为是过于强调母职，甚至是对中国女性“丧偶式养育”的鼓励。

罗斯高：农村女性嫁人，搬到一个陌生的家庭，要面临很多问题。我不知道一个经济学家要怎么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城里的男的不养孩子，和妈妈回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农村，98%的爸爸不在家，在外地工作，他是想帮忙养育不能帮忙。他在商洛，在安康，在深圳，在新疆，在陕北。他必须出去，因为家里只有两三亩地，养不起家。

建立乡村养育中心是替代方案

财新记者：但现实是仍然有很多贫困农村家庭的母亲因为生计离开农村。

罗斯高：如果妈妈要走，最好有一个质量很高的养育中心，对奶奶养孩子能够有支持。

我们的另一个实验是建立乡村养育中心，我们选了100个村子，在50个村子建养育中心，用空的教学点或者闲置的村办公室改建，里面配置了玩具和书。我们请了一个管理员，是当地最能干的妈妈，这个中心一个星期开6天，还有计生干部给妈妈们培训。不用入户找人，星期三上课，妈妈们会到中心上课。

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是提高效率，第二是奶奶把孩子带来，孩子和孩子能玩，奶奶也能向其他人学习怎么养孩子。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我们调研的村子里有30%到35%的奶奶都有抑郁症（详见《【封面报道】她们为何抑郁？》）。有的奶奶49岁，已经养了4个孩子，孩子生了孙子又给她养。

财新记者：养育中心的效果如何？

罗斯高：我们在50个中心做养育实验，这个中心一下子变成这个村非常活跃的文化中心。一开始培训妈妈们给孩子说话、读书，她们会脸红、害羞，但是到了第二个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孩子对此是有反应的，第三个月，是2岁的孩子拉着妈妈、奶奶的手去那个中心，因为好玩。

但是看对照组家里的环境，黑黑的，安安静静的，那些孩子那么可怜。

是否政府责任

财新记者：在早期养育上，是否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罗斯高：加拿大、韩国、巴西在财政上进行了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比如妈妈留在村里养孩子，从孩子6个月到30个月，国家给支付1000元一个月。这样家庭的收入不会降低太多。因为他们知道，妈妈养孩子非常重要的，也很贵，机会成本高。

因为初中辍学率厉害，所以我们曾经就在一些地方提这个建议，但教育部门说我们的学校免费，不收学费，你们还要我们给钱，这不可行。

我觉得中国可以试试这个有条件的转移支付。适不适合，成功不成功，要给多少钱，通过试点做实验。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在贫困农村都覆盖了，要先试点看看怎么做。

财新记者：财政投入80亿的是怎么算出来的？

罗斯高：是在30万个村建立养育中心，每个村要花5万、6万建立养育中心，差不多是80亿。我觉得还是蔡建华（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同为早期养育项目的推动者）提的每年需投入中国GDP的0.1%的比例比较科学。

（中国的教育投入）大学浪费多少钱，中国要想，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原来不投资这个，是因为觉得这个不重要。

我希望大家开始讨论这个，我完全同意大家怀疑结论。

中国目前有不少团队在做这个事，我觉得政府应该做一个试点，看老百姓欢不欢迎，难不难，这是中国特色的。我希望他们这样做，看看值不值得推广。

卫计委的蔡建华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的建议是如果国家花了GDP的0.1%，就能在30多万个村子做好一个养育中心。第二年，这个0.1%就可以免费给他们提供服务。我觉得他们提这个问题是提得非常好。

我们有4个建议：第一，取消户口；第二，可以给家庭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第三，让父母知道收益成本可以算出来，值不值得走；最后是中国最贫困的30到40万个村子应该有1个养育中心。■

罗斯高通过财新记者回应质疑并建议，农村妈妈需了解离开幼子的代价，政府需转移支付加大贫村儿童早期养育的投入，事关起点公平

记者 陈少远 盛梦露

“中国的大学花了（政府）多少钱？”“ 原来不投资（贫困儿童早期干预），是因为觉得这个不重要”。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中国通”罗斯高对财新记者说。最近，因为一场网络演讲，罗斯高在中国公共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城乡儿童发展不平等的争论。

资料图：斯科特·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财新图库 牛光/摄

62岁的斯科特·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的教授，已从事了约30年中国农村研究，专注于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近十年来，罗斯高和中国合作伙伴组成的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关涉农村儿童发展的研究，并设计干预实验以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9月中旬，罗斯高在网络演讲平台“一席”公开演讲，向中国公众提出了惊人的数字和观点，“63%”的贫困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应倡导妈妈们回到农村”，“政府每年应投入80亿做贫村儿童的早期干预”。

而罗斯高的上述观点被冠以“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的标题对外传播，与这一被人为放大的数据有关，有关信息在社交媒体被大量转载，刺痛了中国社会的神经，也招致大量质疑，包括数据是否准确、结论是否可靠、建议是否可行。最根本的一项质疑指出，罗斯高将“中国发展焦虑与农村问题错位嫁接”，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否转化成经济增长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目前，中国学界并无可与罗斯高研究团队的调研数据相比较的公开调查研究。

在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贵州省教育厅等机构合办的 “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会议期间，罗斯高接受财新记者采访对上述质疑作出独家回应。参会的各界人士就如何让约20%的中国贫困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早期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罗斯高认为，贫困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养育和营养缺失，是中国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罗斯高所带领的团队在中国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展示出他的逻辑链条。早期发展的不平等将延续至其后学段，使贫困农村的部分孩子过早辍学，无缘高中，影响更深远的出路，甚至阻碍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详见报道《他们为何弃学？》）

而在农村社会，或许因为缺乏经济来源，真正弱势的儿童群体是父母没有外出的孩子。（详见报道《新调研：贫困农村中留守儿童成绩更好》）此外，那些跟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的境况也不理想。早在2012年，罗斯高团队的研究就指出，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堪忧。（详见财新报道《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存亡》）

在财新记者的采访中，这位经济学家强调，对儿童的投资越早越好。并且，因为中国教育财政的体制，对此的投资必须强调政府责任，保证国家投入。在中国，发出早期干预的政策倡议的，不止罗斯高及其研究团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是一支中坚力量。此外，国际计划、救助儿童会、亿未来等社会组织也在尝试不同类型的儿童早期发展支持项目。

“农村的教育水平太差的话，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发展”。这是罗斯高发出的最大警言。

中国最大的“隐性问题”

财新记者：你怎么理解这次演讲会有这么大的关注度？

罗斯高：我是很吃惊的。类似的讲座我做了50、60次，比如给城市的大学老师，给斯坦福的上海校友做演讲，我和他们说，中国在全世界的中等收入国家里，农村的教育水平是最低的。

我在“一席”说了，这是中国最大的人们不知道的事，农村的发展能力特别差。在中等收入的国家，这个不重要，穷的家庭孩子生出来就是做农民。IQ是85，你可以做很好的农民，跟着牛走。20年前生出来，你可以做建筑工，可以去富士康做苹果手机的工人，一天做重复的劳动，IQ太高也不好，会忍受不了这种工作。

但是苹果手机以后不在中国制造，低工资的产业全部要走。中国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因为供给越来越少。退休的人比新进入的劳动力多，这是避免不了的。

中等收入的陷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陷阱，中国要变成墨西哥吗？中国是很像墨西哥。

全世界都在关注农村儿童发展这个问题。和别的中等收入国家比，中国是有差距的。

财新记者：你指的是什么差距？

罗斯高：我们在陕西和甘肃做初中生IQ测试，50%到60%的学生IQ低，如果IQ低就上不了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小时候没发育好。

60%的农村孩子是生病，要么贫血，要么近视没有眼镜，要么肚子里有虫子，这些问题都是看不见的问题。（详见财新报道《斯坦福研究：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婴儿智力偏低》《贫血的婴儿》《给农村孩子眼镜》）

财新记者：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罗斯高：我们做的是大规模随机干预对照实验研究，来找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们也是慢慢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实施很多干预项目，发现都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有的老师就会抱怨，孩子们傻傻的。

我就和我在美国的同事讨论，为什么初中的孩子傻傻的，代数、几何、英语都学不好，他说，可能是小学学不好，0-3岁没发育好。后来我们就开始做IQ测试，就发现是这样。

我们希望让中国开始思考这个的结果。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大问题，那我们的目标就达成了。

我希望人家去怀疑我们团队的结论，希望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去研究，每个人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首先是要提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财新记者：但是你的演讲中的63%的数据有人提出质疑。

罗斯高：北大谢宇教授等中国顶级学者的研究数据基本都支持在贫困农村地区只有1/3的农村学生能上到高中这一结论。

财新记者：也有人认为贫困农村的孩子高中入学率低，成因复杂，不能简单归因？

罗斯高：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高中贵、位子不够。

为什么位子不够，贫困农村不想投资高中教育。因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上高中，回来去县城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去北京，去西安，都上了大学，然后换户口。农村的县没有激励机制投资农村教育。如果上面给了100块钱到县城，只有30-40块会投资教育，大部分还是县城的教育。贫困的县是不想办高中的，因为你一教育好这些人，他们就会到城里去，就不会回来了。

你问他们，营养餐为什么不配套，说没钱。寄宿生每个班应该有一个生活老师，为什么没有，没钱。后来去县城去，这么漂亮。有钱投资县城，没有钱投资农村教育。

妈妈回农村更现实

财新记者：关于演讲的一个争论在于，在政策倡导上是要让妈妈回农村，还是要让孩子跟随父母进城，你为何会建议妈妈回村？

罗斯高：取消户口制度，让孩子跟父母进城，是经济学家最尊崇的。城市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城市越大，效益越高。他们都觉得，中国的大城市太小了。

让中国的所有农民都进城，享受城市的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可能吗？现实是，即使贫困农民去西安这样的城市，也享受不到社保，没有什么就业机会。户口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有中国农村的孩子到县城上学，但是大部分的农村孩子还是留在农村，他们在镇上，在大村的学校上学，山区可能是集中在镇上的寄宿校。政府花了很多钱盖中心小学、中心中学，规模很大。他们不是把很多学校盖在县城，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多人留在县城。

最聪明的贫困农村孩子上好的小学、初中、高中，上北大、清华，这只是2%、3%的数字，我们要考虑的是剩下98%的孩子。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接受更多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让妈妈回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像演讲里出示的那张表格，如果一对一帮助母亲对孩子的认知发展很有用，但是帮助奶奶没有用。

最重要的是，很多父母不知道早期1000天是多么重要。所以要推广这个信息，让出去打工的农村父母知道，如果他们出去，就有一个成本，一个代价，让他们决定走不走。

农民家庭生了孩子后，他们要做一个决定，是要妈妈出去工作，提高家庭收入，还是留在村里养孩子，提高对孩子的关爱。所以一个家庭要做收益成本的考虑，考虑怎么保持平衡。

财新记者：让妈妈回农村的提议，有解读认为是过于强调母职，甚至是对中国女性“丧偶式养育”的鼓励。

罗斯高：农村女性嫁人，搬到一个陌生的家庭，要面临很多问题。我不知道一个经济学家要怎么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城里的男的不养孩子，和妈妈回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农村，98%的爸爸不在家，在外地工作，他是想帮忙养育不能帮忙。他在商洛，在安康，在深圳，在新疆，在陕北。他必须出去，因为家里只有两三亩地，养不起家。

建立乡村养育中心是替代方案

财新记者：但现实是仍然有很多贫困农村家庭的母亲因为生计离开农村。

罗斯高：如果妈妈要走，最好有一个质量很高的养育中心，对奶奶养孩子能够有支持。

我们的另一个实验是建立乡村养育中心，我们选了100个村子，在50个村子建养育中心，用空的教学点或者闲置的村办公室改建，里面配置了玩具和书。我们请了一个管理员，是当地最能干的妈妈，这个中心一个星期开6天，还有计生干部给妈妈们培训。不用入户找人，星期三上课，妈妈们会到中心上课。

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是提高效率，第二是奶奶把孩子带来，孩子和孩子能玩，奶奶也能向其他人学习怎么养孩子。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我们调研的村子里有30%到35%的奶奶都有抑郁症（详见《【封面报道】她们为何抑郁？》）。有的奶奶49岁，已经养了4个孩子，孩子生了孙子又给她养。

财新记者：养育中心的效果如何？

罗斯高：我们在50个中心做养育实验，这个中心一下子变成这个村非常活跃的文化中心。一开始培训妈妈们给孩子说话、读书，她们会脸红、害羞，但是到了第二个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孩子对此是有反应的，第三个月，是2岁的孩子拉着妈妈、奶奶的手去那个中心，因为好玩。

但是看对照组家里的环境，黑黑的，安安静静的，那些孩子那么可怜。

是否政府责任

财新记者：在早期养育上，是否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罗斯高：加拿大、韩国、巴西在财政上进行了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比如妈妈留在村里养孩子，从孩子6个月到30个月，国家给支付1000元一个月。这样家庭的收入不会降低太多。因为他们知道，妈妈养孩子非常重要的，也很贵，机会成本高。

因为初中辍学率厉害，所以我们曾经就在一些地方提这个建议，但教育部门说我们的学校免费，不收学费，你们还要我们给钱，这不可行。

我觉得中国可以试试这个有条件的转移支付。适不适合，成功不成功，要给多少钱，通过试点做实验。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在贫困农村都覆盖了，要先试点看看怎么做。

财新记者：财政投入80亿的是怎么算出来的？

罗斯高：是在30万个村建立养育中心，每个村要花5万、6万建立养育中心，差不多是80亿。我觉得还是蔡建华（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同为早期养育项目的推动者）提的每年需投入中国GDP的0.1%的比例比较科学。

（中国的教育投入）大学浪费多少钱，中国要想，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原来不投资这个，是因为觉得这个不重要。

我希望大家开始讨论这个，我完全同意大家怀疑结论。

中国目前有不少团队在做这个事，我觉得政府应该做一个试点，看老百姓欢不欢迎，难不难，这是中国特色的。我希望他们这样做，看看值不值得推广。

卫计委的蔡建华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的建议是如果国家花了GDP的0.1%，就能在30多万个村子做好一个养育中心。第二年，这个0.1%就可以免费给他们提供服务。我觉得他们提这个问题是提得非常好。

我们有4个建议：第一，取消户口；第二，可以给家庭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第三，让父母知道收益成本可以算出来，值不值得走；最后是中国最贫困的30到40万个村子应该有1个养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