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于规范民族精神、塑造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围棋是中国文化的一枝奇葩的话，那么，它也同样浸润和折射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形态，其核心在于一个“仁”字。无论是反诸于内的修身养性，还是形之于外的治国平天下，都强调“仁”字为先，都强调宅心仁厚。在儒家理论中，“仁也者，人也”（《孟子·离娄上》），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仁德存焉，而儒家大师最高的社会理想也就被标定为“天下归仁”（《论语·颜渊》）。汉代的董仲舒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则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这五个方面现实地构成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具体内涵。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于历代文士的影响十分巨大，成为他们所尊崇的基本人生准则和努力争取达到的人格境界，即使在围棋这样一种消闲意味极为浓郁的活动中也不例。
宋代的潘慎修，官居直秘阁学士，精通围棋，经常奉诏与宋太宗对弈，曾作《棋说》一篇献给太宗，颇得宋太宗赞赏。在他看来，“棋之道，在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范者，庶几可以言棋矣。”非常明显，潘慎修将儒家的人格理想直接视为棋手必须具备的内在修养，认为只有当其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才能真正体会围棋的奥秘。这种看法固然未免有直观比附之嫌，但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文士围棋观影响之深。
与潘慎修同时的另一位文士宋白在《弈棋序》中则直接用儒家思想阐释围棋的胜负之道。围棋本是对抗性很强的竞技活动，自然难免胜负，但如何获取胜利却颇有讲究。在他看来，“舒缓而胜之者为上，变通而胜之者为中，劫杀而胜之者为下”。细味其中之意，他所推崇的胜利乃是有仁者风范的胜利，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相反，通过针尖对麦芒的劫杀征伐仅是下策，这与儒家以“仁德”治国安邦的思想显然是一脉相通的。郑侠在《观棋》一诗中将这种思想说得更简洁也更为明白：“诈贪常易丧，仁守乃长存”，真可谓一语破的。
明代文人李东阳，官至吏部尚书，酷爱围棋，棋艺颇高：他写有一首《题邵翁棋墅卷》五言诗，开篇即云“弈棋虽细事，可以观小德”，将下棋与弈者的人品道德直接联系起来，然后他列举出棋坛上的种种无德行为，对那些为争小利而翻脸变色、自负才气而大夸海口、密伺人过而深匿己奸、困处败势而出语伤人等劣迹丑态进行了抨击，充分表现了他对棋德棋品的高度重视。
此外，儒家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庸”实质就是强调合度，凡事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不得趋于极端，即“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庸》）。先秦儒家标举“中庸”，不外是面对礼崩乐坏、大道不行的现实社会深感痛心疾首而开出的一剂治世之方，在当时，这自然难以阻遏人欲的无限膨胀，也无助于社会的序化。但是，作为一种伦理原则，“中庸”强调通过主动的自我调节以获取平衡与和谐，又有其深刻的合理性。
正因为如此，“中庸”之道对后世社会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围棋也不例外。如棋道上讲究行棋“外圆内方”，刚柔相济；棋术上追求“攻守兼顾”，“张弛有度”等，在最深刻的层面上，都渗透着“中庸"精神。宋人张拟《棋经》十三篇被棋坛“奉为圭臬”，而其基本理论支柱之一就是自我平衡。如《合战篇》第四谓“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虚实篇》第五云“投棋勿逼，逼则使彼实而我虚，虚则易攻，实则难破”，这些都无不暗合“中庸”之精义。
总之，儒家仁德思想的直接影响使视棋如人生的文人士大夫在弈棋时追求着一种“取之有道”的仁者风范和君子品格，对于提高弈者的道德境界、净化棋坛风气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中庸思想一方面因其特有的辨证色彩而成为文人士大夫克敌制胜的法宝，从而成为围棋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不可否认的正面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赋予了传统围棋争而不火、斗则不怒的精神特征，过于强调适度不利于棋手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培养，对于四平八稳棋风的追求在客观上并不利于围棋这种竞技性很强活动的迅速发展。因此，中庸思想所具有的负面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老王不卖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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