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工业化的发展与历史局限——《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研究》节选（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悲剧性的力量。它在洋务运动后期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先天的局限性。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基本上局限在轻工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底层。这样的工业体系从单纯的经济原则来看是合理的，但是，这样的“天然”的选择，无法为国家安全提供支持，为大国博弈提供力量。

【引言：中国的国家主权、工业化、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的。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必然会出现不同于欧美，甚至是“反”欧美的特征。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都不能忽略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不能忽视赶超的历史进程，不能忽视赶超进程中大国间的博弈，不能简单地把欧美的发展道路、社会模式、理论框架作为标准抽象地评判中国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解决工业化所面临的问题中形成的、发展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贫困的农业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进行快速工业化，领导人面临着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有什么样的国内条件?他们如何运用这些条件，如何创造条件进行工业化?当时的历史条件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制约他们的选择?在解决问题中，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或者说是制度成本?什么是决策错误?这些讨论自然会远远超出单纯的工业经济和技术。】

民族资产阶级工业化的发展与历史局限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悲剧性的力量。它在洋务运动后期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先天的局限性。相对于封建地主，它是新生的力量，但是，也是弱小的力量。而相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它有反抗的本能，但却没有反抗的实力。面对已经垄断化的西方大工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然地按照“相对优势”原则推进工业化。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基本上局限在轻工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底层。这样的工业体系从单纯的经济原则来看是合理的，但是，这样的“天然”的选择，无法为国家安全提供支持，为大国博弈提供力量，为国家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发达的沿海民族工业几乎全部毁于战火。

（一）“吴孙普”的雄心与被猎食

吴孙普是中国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中的主人公。《子夜》创作于1930年。当时正值发生资本主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工商业受到很冲击。《子夜》写的是两个月间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事情，用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业的发展和崩溃。

书中主角吴孙普曾经游历欧美，视野开阔，精明能干，魄力十足。他有实业救国的志向，有发展民族工业的宏远志向。他在故乡双桥镇办了一个发电厂和几个小企业，打算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模范镇。他在上海还经营一大片丝厂。

(图片说明：电影《子夜》剧照，吴老太爷一到上海便病重而亡，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在殖民化的冲击中解体)

1930年代，我国外部有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而国内经济萧条，阶级矛盾激化，军阀混战，动荡不安。吴孙普家乡双桥镇发生农民起义，他在家乡的投资付之东流。上海的丝厂竞争不过日本丝和人造丝，渐渐不景气，只能克扣工人工资来维持。这又导致劳资矛盾激化，引起工人罢工。军阀混战，经济不景气，内地资金涌向上海。虽然中小企业急需资金，但金融界却在炒公债、炒地皮，炒房子。

面对种种冲击，几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企业家吴孙普、孙吉人和王和甫还是打算有一番作为。他们组建益中信托公司，打算大规模地办实业。几个人一口气兼并8个制造日用小商品的小工厂，想将它们发展起来。小说中这样描写吴孙普，“他和孙吉人他们将共同支配八个厂，都是日用品制造厂!他们又准备了四十多万资金在那里计划扩充这八个厂;他们将使他们的灯泡，热水器，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将使那些新从日本移植过来来到上海的同部门小厂都受到一个致命伤!而且，吴孙普又将单独接办陈君宜的绸厂和朱吟秋的丝厂。这些都是经过艰苦的斗争方始取得，亦必须以同样艰苦的斗争方能维持与扩大。”[1]

吴孙普的真正对手是赵伯韬。他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买办，是上海金融界的大鳄。赵伯韬甚至能够买通军界，控制军队的前进和撤退，操纵公债市场，呼风唤雨。同时，他也为美国金融资本服务，吞并刚刚萌芽的民族工业。

吴孙普等人为了迅速筹集资本扩大工厂，投资进入公债。结果，成了赵伯韬猎食的目标。

吴孙普一面作公债，一面经营企业，资金开始周转不灵。内战时期货物受阻，新收的8个厂货物滞销。赵伯韬一方面对吴孙普进行经济封锁，一面在公债市场打击吴孙普。做公债失败后，吴孙普本已气馁，只想收回二十万血本，投降赵伯韬。但是，孙吉人和王和甫两个人不甘心，他们说服吴孙普，决定孤注一掷，将工厂和住房都抵押上了，和赵伯韬一绝雌雄。吴孙普力劝自己的妹夫金融家杜竹斋和他们一起和赵伯韬决战。谁知，在吴孙普向杜竹斋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计划之后，杜竹斋了解到底牌，在公债市场上反戈一击。吴孙普惨败。

茅盾先生创作这篇小说时身体不好，小说至此嘎然而止。

小说形象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新兴的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困境。他们要面对强大的西方工业的竞争，面对西方金融资本及其买办的猎食，还要面对迅速崛起，得到日本政府扶植的日本工商业的竞争。但是，在国内，农村的阶级矛盾、城市的阶级矛盾一起爆发。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他们得不到扶助和保护，反而要缴纳繁重的税收。可以说内外交困。

在小说中，赵伯韬代理美国的托拉斯，周仲伟将自己的火柴厂顶给日本商家，吴孙普的益中公司将工厂抵押给英国人。这形象地预示着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出路。第一，像赵伯韬一样，做帝国主义的买办。第二，趁有利可图的时候，将企业卖给外国资本家，或者合作。第三，象吴孙普等人一样，抗争到底，一败涂地。

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茅盾先生《子夜》经常受到的批评是主题先行。茅盾先生是个左翼作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人认为他是先有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然后按照这个观点设置章节、人物和冲突，如民族资本家吴孙普，金融买办赵伯韬，然后搜集材料来填充这些框架，甚至扭曲材料来适应这个框架。因此，茅盾先生的《子夜》描写的人物是脸谱化的，并不能真正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工业化的命运。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历史上的真实的“吴孙普”，他发动了中国和洋行之间空前规模的商战，但其结局比吴孙普还要悲惨。

（二）胡雪岩：中国近代史上的“吴孙普”

胡雪岩是著名徽商。他白手起家，在杭州设银号，后来成为左宗棠的得力干将。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并挂有政府官衔。借此政治背景，他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l1] 白银以上，是当时中国商业第一人。这是金融、商业、工业一体化的私人商业帝国

胡雪岩的悲剧是他雄心勃勃地想与西方银行争夺中国生丝业的定价权，结果一败涂地。[2]

随着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外国银行进入中国，逐渐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19世纪70年代，以英国汇丰银行位代表外国银行从事对上海钱庄的拆[l2] 票业务。当时拆票金额已达300万两[l3] 白银左右。到19世纪90年代，拆放[l4] 金额达到了七八百万两[l5] 白银。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的钱庄在资金周转上越来越依赖洋行。一旦汇丰银行减少拆放[l6] 金额，上海银根紧缩，立刻波及全国。

西方金融资本通过控制金融命脉，压榨掠夺中国工商业。19世纪70年代末，每到中国的生丝、茶叶上市的时候，洋行就收紧银根，随之出现货币短缺。丝茶商人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丝农、茶农不得不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这是，洋行廉价抄底，牟取暴利!就这样，西方银行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江浙一带的丝农、丝商惨淡经营。

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投入巨大，却面对生丝价格每况愈下的局面。胡雪岩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着定价权。胡雪岩还发现，在生丝贸易链条上，西方人唯一无法控制的是生丝产地。毕竟，这还是中国的土地。胡雪岩抓住这一点，围绕着生丝贸易定价权，和英国的怡和洋行展开空前绝后的商战。

(图片说明：胡雪岩)

1882年初春，胡雪岩判断当年的生丝将减产，会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在江浙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1/3强。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

胡雪岩一举占得先机。当时的怡和洋行开始软化，日本丝商也同意涨价。而胡雪岩则想宜将剩勇追穷寇，还要继续提高生丝价格。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欧洲的蚕丝丰收，对亚洲的需求依赖减弱。到1883年底，丝价大跌。胡雪岩想孤注一掷，绝地反击，继续收购来年的新蚕丝，可惜其他的丝商根本就没有这种胆魄，无人响应。胡雪岩陷入被动，这给了怡和洋行喘息的时间。

怡和洋行背后是英国实力雄厚的巴林银行。怡和洋行在商战中会受到极大损失，但实际上却立于不败之地。而胡雪岩只能靠自己苦苦支撑。他要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进行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还有储运费用、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等费用。胡雪岩的资金链崩得紧紧的。

正在胡雪岩与怡和洋行竭尽全力生死相搏时，背后却砍来两刀。这两刀都来自中国人。

第一刀来自盛宣怀。盛宣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官商。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干将，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干将。左宗棠与李鸿章水火不容。盛宣怀打击胡雪岩，实际上是李鸿章打击左宗棠。

盛宣怀截断胡雪岩资金的官方渠道。胡雪岩以自己的钱庄担保向汇丰银行为官方筹饷银50万两。盛宣怀把朝廷应该还给胡雪岩的50万两协饷给扣了下来。胡雪岩不得不先垫还这笔钱。在平时，50万两白银对胡雪岩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资金链岌岌可危之时，却是一个重大打击。

第二刀来自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大的金融买办，洞庭东山的席正甫。席正甫不仅在英国汇丰的中国分行一言九鼎，而且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席正甫斩断了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胡雪岩领导本土的融和商贸力量向西方银行发起挑战，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核心商业利益，也威胁到了买办阶层的切身利益。

席正甫收紧上海的银根，丝价直线下跌。上海各洋行联合起来，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的资金链濒于崩溃。在这之后，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在杭州和上海的分号遭到挤兑。欠汇丰的50万两白银债务到期无法延展。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钱庄仅存的家底还债。随后，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号同时倒闭。胡雪岩的金融帝国最终崩溃。生丝还是被怡和洋行抄了个大底。

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向西方金融势力的一次强力挑战以惨败告终。

吴孙普商战失败，还能到海边避暑静心。胡雪岩就没这么幸运了。胡雪岩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后，慈禧太后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胡雪岩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在还债中凄惨度日，死后棺木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

不过，话又说回来，能够与西方金融力量进行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商战，作为一个商人，也不枉此生!

胡雪岩和茅盾笔下的吴孙普实际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工商界的奇才，精明能干，魄力十足，关键时刻敢于放手一搏。他们的对手都是西方金融资本和买办。他们也曾联合其他有能力的商人进行商战。但是，他们又都是与外部敌人决斗时，被内部人从后面捅了一刀。从这个角度说，把吴孙普视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是没有问题的。

（三）依附性：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民族工业，但却无法真正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明清之际，江浙一带工商业最发达，是中国政府财政的钱袋子。随着1860年洋务运动兴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一笔。江浙一带凭借其历史上的工商业传统，最先开始工业化，它的成就、它的问题，也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图片说明：家人送甬商出行(雕塑))

2009年10月22日，浙江省宁波市宁波帮博物馆建成。馆内展示了宁波工商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发展。笔者曾参观过这个博物馆，对甬商、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深刻印象。

宁波人得风气之先，从1880年开始建立现代工业，逐渐成为中国工商业第一帮，其中有很多为全国第一。如：1862年，镇海的叶澄衷在上海开设五金洋杂货店，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38家，联号108家，被称为“五金大王”;1896年，鄞县的鲍咸昌与其兄咸恩、妹夫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后来发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的大型出版企业;1897年，慈溪严信厚、镇海叶澄衷、定海的朱葆三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10年，奉化的王才运在上海南京路创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成为上海西服业的鼻祖。孙中山先生曾在该店定制过西服，后来中山先生自己设计、自己试穿的第一套中山装就诞生在荣昌祥;1912年，镇海方液仙在上海创办化学工业社，兴办我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生产牙粉、牙膏、蚊香、肥皂等，方被称为中国日用化工奠基人;1915年，镇海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航业集团，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其总吨位为9.1万多吨，约占全国民族航运业总吨位的七分之一;定海的刘鸿生，以煤炭行业起家，号称煤炭大王，1930年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厂，年生产火柴占全国四分之一，被称火柴大王，以后在全国各地兴办几十家企业，又被称企业大王。[3]

甬商是江浙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晚清时期起步，从传统优势产业入手，逐渐创办一些新兴产业，到抗日战争前，应该说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1882年晚清后期，浙江(包括上海)首先出现缫丝工业、棉纺业、火柴业、造纸业和传播与机器修造业。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当时的新兴产业，如面粉业、制皂业、榨油业、食品业。

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期，浙江的工业有所发展。重要的产业部门有棉纺业、缫丝工业、丝织工业、卷烟工业、化学工业等。其中化学工业包括玻璃业、烛皂业、火柴业、制革业、化妆品业、制药业、造纸业、漂染印花业、珐琅业和油漆业等。出现一定的新兴科技技术企业，如机电、电讯器材、有机化工、生化医药、医疗器材等，并出现了一些名牌产品。

在这一时期，产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比如，缫丝业。1882年，黄左卿创立第一家缫丝厂——公和永丝厂，初创时资本为10万两白银，100部丝车。到1894年，上海出现8家缫丝厂，资本206万两，丝车2576部。到1934年，上海出现丝厂97家。[4]1927年，建立上海丝厂协会，协调劳资之间、同业之间的矛盾纠纷。[5]

但是，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历史问题是如何通过工业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工业强国求生存。从这个角度看，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江浙民族资产阶级存在致命的缺陷。

这些工业的规模小、水平低，而且存在着明显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特征。

比如，黄左卿创办的公和永丝厂。黄左卿本身就是公和永洋行的买办，他把缫丝厂挂在洋行的名义下。其他几家缫丝厂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国丝绸世界闻名，缫丝业、丝织业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但是，在黄左卿所建立的工厂中，100部丝车及其他设备都是法国制造。在1906年以前，中国是生丝出口大国。这意味着，在整个丝织产业中，中国成了原料出口国，而且机器设备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看棉纺工业。1887年，慈溪人严信厚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他从日本引进发动机和锅炉，还有40台新式轧花机，并聘用日本工程师和机械师，后来又从英国引进机器设备。很明显，当时中国重要的轻工业的机器设备完全依赖于外部。

再看当时的新技术产业。1879年，宁波出现第一家机器厂——广德兴机器厂，这是浙江最早的修造厂，但也只是零件修理和部件加工。1925年，胡西园集资10万元，盘买自己己与人合伙创办的亚普洱电灯泡厂，改名为中国亚普尔电器厂，这是中国第一家电灯泡厂，能与外国同行业竞争。丁佐成的大华科学仪器厂1929年研制出第一台国产R301型直流电表，并自行设计了供学校物理实验用的电阻箱等多种仪器。张惠康的东方红电光公司开创了我国霓虹灯生产，他的亚光公司制造了我国第一台国产冰箱和快热电炉。叶友开在1914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扇，1916年创办华生电器厂，生产电流表等产品，并创立华生牌电风扇，占领国内市场和南洋市场。在化工领域，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素打败了日本产品。支秉渊的新中工程有限公司生产多种设备，1935年仿制36马力双塞柴油机，1939年仿制成35马力Pekins牌发动机。[6]

但是，在同时期的欧美。正在发生新的科技革命，塑料、合成纤维(尼龙)、新的合成钢和新的石油提炼方法等新能源、新技术不断涌现，还出现了收音机、电冰箱、飞机和汽车等新的工业部门。

新产业推动公司的结构发生巨变。就汽车产业来看。1909年，一般工厂的工人200个，一周生产汽车10辆。1913年，亨利·福特引进流水线。1929年一般工厂的工人1000个，一周生产车400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福特在底特律建立一体化的生产综合体，有工人120000人。研究、设计、原材料、生产、销售、广告，从原材料到产品出售，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7]

与此相比，甬商以至整个江浙民族工业就显得极为寒酸落后了。在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资产阶级民族工业集中在轻工业，或者集中在重工业的外围。但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来说，这也是最合理的，最符合经济规律的选择。这是因为，作为个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个人，面对市场竞争，他们只能避开欧美的大公司，只能选择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或者是外围重工业。这是最经济的选择，也是最“合理”的选择。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决定的。而任何敢于挑战欧美金融、工业垄断大资本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只能成为“吴孙普”。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造成了当时中国工业的依附性。或者说，中国工业实际上是围绕着欧美资本，按照欧美资本的需要进行分工。在当时的世界分工中，“英国擅长管理投资，执掌世界银行和贸易系统，监督世界航运和通讯业，德国生产钢铁和化工制品，并为铁路、矿山、种植园和轮船公司制造重型设备。阿根廷、南非和澳大利亚利用英国资本和德国机器去开办新农场，开发新矿山，然后把原材料运往德国制造机器，部分收入寄回英国，作为投资取得的利息”[8]实际上，把阿根廷换成中国，就能看到中国工业的依附性。

简单地说，轻工业用机器生产，而重工业是生产机器的行业。在市场竞争中，民族资产阶级面对强大的西方工业，只能发展轻工业，而所谓重工业也只不过是牙膏、肥皂、简单的仪器设备、电风扇等。

这种工业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给国防工业以真正的支撑，无法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力量。

有人说，轻工业繁荣后可以拉动上游产业，进而发展重工业。但是，没人给你发展的时间。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稳定的国防基础，反之，没有国防，轻工业的繁华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

抗日战争爆发，繁华的江浙工业瞬间成为南柯一梦。

(未完待续)

[1]茅盾：《子夜.》，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27页。,

[2]参见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猎杀胡雪岩”。

[3]参见“宁波帮”：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AloX-7MAl4gD72MNnVUl4bvLlw1lsS-bxBn_dxp4_aJQXuk90N3WnoyYJNkmrshqtiG1-PFPNt8U8SO6XgtEa。

[4]陶水木：《浙商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1页。

[5]陶水木：《浙商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6]参见陶水木：《浙商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0、39、98、105页。

[7][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8][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梁孝，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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