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日治时期，就有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辞书续编台湾》（又称《台湾地名辞书》）、安倍明义《台湾地名研究》等比较有系统的着作，不过受限於当时的研究条件与作者背景，书中的解释不一定可信。到了战後，学者与文史工作者持续探源台湾地名，而翁佳音与曹铭宗合着的《大湾大员福尔摩沙》，是近期值得一读的通俗作品。
从曹永和台湾岛史的观点来看，这座岛屿从古至今有不同族群活动其中。因此，台湾古地名的语源，其实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多元复杂，除了各族的原住民语，还有欧洲语言（葡萄牙语、荷兰语、西班牙语等）、汉人的明清官话（北京话）、闽南语与客家话（又细分为各地腔调）、日语汉字（音读或训读），都是可能的线索。试举三个本书提到有趣的例子：
（一）当年西班牙人航行在如今基隆与淡水之间的北海岸，因为在野柳触礁搁浅，又遭当地原住民趁火打劫，所以西班牙语称为 Punto Diablos，魔鬼岬角之意，而闽南语野柳的语源与此有关。
（二）南投县鹿谷乡的冻顶乌龙茶相当知名，而冻顶是隐藏在闽南语地名之下的客家话。因为闽南语的冻顶，源自发音近似的客家话岽顶，也就是山顶的意思。
（三）新竹县关西镇居民多为客家人，古地名是客家话的咸菜瓮，日治时期因为咸菜与日语汉字关西（Kansai）发音相近而改名。
无论是西班牙语转化为闽南语、隐藏在闽南语的客家话、从客家话命名的日语汉字，从这三例可见不同族群在各地活动的历史痕迹。
此外，本书为一些台湾古地名的谜团，带来有力的解释。例如，在基隆河上游有依序排列为五堵、六堵、七堵、八堵的地名，不少人好奇，是否有另外四个以堵命名的地方？陆传杰《被误解的台湾老地名：从古地图洞悉台湾地名的前世今生》便有这样的推测，而《大湾大员福尔摩沙》在一份清代的地方契约书，证实早年确实如此，现在汐止的横科口就是过去的头堵，而二堵、三堵、四堵分别位於接下来的基隆河曲流地段，只可惜这几个古地名并未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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