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百家中，儒家最早敏锐地意识到人性与治国的关系。孟子首倡“性善论”，并由此导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内圣路线；荀子宣扬“性恶论”，并由此导出“化性起伪”、“明分使群”的外王路线，二者各有千秋。
董仲舒的人性论则是建立在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天规定了人性的来源和本质。他说：“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把人性做了“三品”的区分，并把它对应到三种不同的人身上。
把人性区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
“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
“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
“性善情恶”和“中民之性”不仅使董仲舒的人性论显著区别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初步解决了孟、荀人性论遗留的问题，而且为他人性理论最终的政治依归——王道教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人性论的最后落脚点是强调王道教化对于万民成善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人性虽然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而担当教育者的责任就是封建统治者，圣王的任务是“继天成性”，奉天命教化百姓，使百姓成为善良的人。这有助于加强君主的政治责任和树立君主的至上权威。
“人副天数”的天人感应论
荀子的“性恶论”是什么？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与孔子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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