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藏书家：性情“书奴”黄丕烈

中国古代文人好以“虫”自比，有两种虫最为人所称颂。一种是“鞠通”，古琴中的蛀虫；一种是“脉望”，古书中的蛀虫。生活于清代乾嘉时期的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就自称“书虫”、“书魔”、“痴绝”。

黄丕烈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不仅在藏书质量、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在书目题跋、校勘考订、刻书事业、藏书文化的推进和传播等各方面皆达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奋力进取的时代。

黄丕烈一生似乎只做关乎书的事，那就是访书、购书、读书、校雠。晚年的黄丕烈生活窘迫，但他无怨无悔，在玄妙观旁开滂喜园书籍铺，实行以书养书的战略，仍然洒脱地做他的“书奴”。

丕烈祭书 千古美谈

黄丕烈每次得到宋本古籍，就要绘画征题，凭窗静坐，书香四溢，珍爱的善本，在留存着先人遗泽的旧抄旧刻上，书写自己的心情，极风雅盛达。

黛玉葬花，世人皆知。丕烈祭书，同样是千古美谈。等到了除夕，黄丕烈就把一年辛辛苦苦搜购来的秘本图册供奉于读未见书斋中，邀请吴地的文坛耆宿们参加他这独有的祭书大典。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诗意的场景：祭桌上摆满了精心挑选的古籍善本经史子集，下面用果品及自酿的米酒供奉，黄丕烈率领一圈子爱书的亲朋好友行叩拜之礼。此时的书斋，万卷琳琅，演化成最富于文化意味和学术精神之所，清风奏雅的现场对传扬家学、感受家风、抒怀友情、触发文思具有特殊意思。礼毕，大家一起细啜慢饮，品评诗赋，尽享其乐，宾主欢愉。书林美谈将古代中国文人惜书、爱书、敬书、藏书的优良传统发挥到极致。

为聚藏书 一生无悔

黄丕烈，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卒于道光五年(1825)八月，享年63岁。祖上本居福建莆田，后迁江宁(今南京)，及曾祖始定居长洲(今苏州)。殷实的家境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黄丕烈的科举功名是举人。他的人生是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开始记录的，这一年他19岁，在科举考试中，他以第十九名的成绩列入长洲县庠，补为学官弟子。乾隆五十三年(1788)26岁举孝廉。嘉庆六年(1801)39岁时逢举人选拔，名列一等。本来可到直隶去当县太爷，不去。后来进京当兵部主事，不久就弃官回苏州。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黄主事、黄主政。

黄丕烈远离庙堂之上争权夺利的喧嚣，他将生活乐趣、人生理想都托付给书籍。从28岁秋开始关注并校读善本古籍，从校明翻宋刻本《国语》6册开始，到63岁去世，35年的坚守，寒冬暑夏，全身心地投入到藏书活动。

黄丕烈一生大都居住在苏州，先后搬家数次，居所斋名亦多有变化。他早年居所在城南昭明巷，室名曰“养恬书屋”；33岁时，昭明巷旧居失火乃迁至新居王洗马巷。是年购得宋代严州刊本及宋景德官刻本《仪礼》两种，因《仪礼》又名《士礼》，内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诸篇，为志其盛，因此，更名王洗马巷新居为“士礼居”。又取名“联吟西馆”、“荛圃”。书室名曰“小千顷堂”。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40岁的黄丕烈再次举家迁居到城东悬桥巷。城东书肆汇聚，仅玄妙观前，便有书肆十余家，所以城东悬桥巷便成了黄丕烈迁居的首选之地。44岁大病一场后，更号“复翁”。

黄丕烈的全部藏书，在嘉庆末年开始散出，至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其中善本秘册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继而又先后归杨绍和“海源阁”、瞿镛“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皕宋楼”。这是清代藏书链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一环。

其藏书现存于国内者，绝大多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流往国外的，则藏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此文库成了日本，乃至世界上的汉学重镇。这不能不说是近代藏书文化史上的一个悲剧！

“黄跋”铭心 绝品无双

写在书籍、碑帖、字画等前面的文字叫做题，写在后面的，叫做跋，总称题跋。内容多为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书籍跋是书家跋于书籍(包括文集、诗集、题跋集、书画录、史论等)之后的文字，相当于“后记”、“后语”之类。文虽简短，却常常具有史料和艺术价值。对于藏书界来说，“黄跋”就像阿里巴巴藏宝洞中的芝麻开门，已经成为古籍善本收藏界的一个专门术语。

黄丕烈习惯于为他所收藏的古籍善本一一撰写题跋，这些题跋有900种以上(一说有千余部)，至今已有814篇被后人多方搜集，编辑成为极富价值的版本目录。在光绪八年(1882)代表他版本学成就的藏书题跋，才第一次被搜集出版，这就是《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遥想当年黄丕烈神游在古版经典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古典书，那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其乐融融。他将题跋的写作当作全面表现自己一生活动的一种文体和形式。他的家庭、儿女、日常生活、藏书生活、学术观点、学术活动、好友交游、乃至诗作，都不遗巨细地出现在他的题跋中。

他的题跋不仅保存了大批珍贵的版本学资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他本人生平、思想和建树的主要参考文献。经他拣选、题跋过的古籍，即使不是宋元佳椠，也因跋文中丰富的藏书故事、严谨的学术考证，以及版本自身的稀有性而受到后人珍视，故有“黄跋”之称。

早在嘉庆年间，黄氏藏书刚刚散出之时，凡有“黄跋”者，每册价格就比未经题跋的贵上十金。历经战火及文化劫难，散落民间的“黄跋”早已稀如星凤。按现代确定的善本古籍定级标准，凡有“黄跋”之书，即可列入一级古籍善本。

佞宋主人 非精不爱

“佞宋”是黄丕烈藏书的最大特点。黄丕烈好宋刻，只要听说有宋元精椠，或旧抄善本，就一味搜求不舍。久而久之，得宋刻古籍一百多种。嘉庆七年(1802)末，黄丕烈请顾千里撰《百宋一廛赋》。“百宋一廛”是黄丕烈专藏宋刊本之处。两年后，顾千里撰写完成并加以赞美，并雅称黄为“佞宋主人”，黄丕烈欣然认可，且以自号。黄丕烈再作注文，这是一篇捍卫版本学存在价值的精彩论文。也是一部专记宋版书的版本目录。此书在嘉庆十年(1805)九月刻梓告竣，并名曰《百宋一廛赋注》此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对“百宋一廛”中所藏宋本书籍一一作了生动的描述，阐述了宋版书的巨大价值和藏主的功绩。这是一篇凝结了二人共同心血的版本目录学名文，也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嘉庆十一年(1806)冬，黄丕烈大病五十多天，两次濒死，愈后更号曰复翁。顾千里还曾写一首《复翁诗一百卅六韵》的长诗，在诗中详细写了黄丕烈的藏书生涯，并对之予以了高度的褒扬，推崇备至，真情动人，两人一生的交谊也达到了顶峰。二人与书结一生缘，后世人更因知其书而重其人，复因其人而宝其墨，虽吉光片羽，得之亦若拱璧，无不奉为铭心绝品！？？

倾心数载 独藏陶陶

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数据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

黄丕烈原已购得《陶渊明集》，格外希望二陶集能够聚合。藏书家周春江将《汤注陶诗》卖出后，黄丕烈就追踪购买，先出40两银子，没想到吴东白已随即将书售与一个叫蒋梦华的人，后来黄丕烈又通过友人吴子修向蒋梦华借来，久经磋商，嘉庆十四年(1809)才以100两银子的价格买了下来。他感慨说：“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黄丕烈把费尽曲折买来的宋版《陶靖节先生诗》和原先自己收藏的宋版《陶渊明集》放在一起，给藏书室起名“陶陶室”。

两年后，一部宋刊《施顾注苏诗》残帙又引来一段佳话。嘉庆十六年(1811)立冬日，黄丕烈与同好潘奕隽出游到苏州近郊木渎天平山观红枫，顺路造访周锡瓒。两人早知周氏藏有宋刻《施顾注苏诗》。此书至清代，宋刻原本已经流传稀少。因此，二人商量趁此机会一睹此本风采，潘奕隽还极力怂恿黄丕烈购为己藏。早在两年前，黄丕烈为拥有两部陶渊明集新筑“陶陶室”时，就想将这部和陶诗并储其中，以成“宋廛盛事”，只因当时财力不足，未能遂愿。如今，潘氏建议正合己意，于是决定以议价欲购为由，将书借出。

还是在康熙年间，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藏有一部宋刻残本，经请人补缀残卷，自己又摭拾遗诗加入其中，重新镂版刊行。此时，黄丕烈找来这部重刊本，两本仔细比对，发现新刊本中注语内容多有残缺，已非原本风貌，相比之下，周氏所藏存本既为原本，又卷帙完整，实属难得，购求之心更加强烈。百般请求之下，终于天遂人愿，周锡瓒慨然出让。

得到这部宋刻珍本后，黄丕烈心爱有加，将书重新装帧，特制木质书匣存放，使之同处“陶陶室”。 如今，斯人已故去，诗句永留存。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保藏着这部珍贵的文献，记载着这段藏书故事。

黄丕烈，一个在古籍界被视为传奇的人物，这人物和故事便成了今天的藏书文化，使我们为之欣赏喟叹。“黄跋”已经成为藏界的神话。每个藏家都为得到他的只字词组而梦牵魂绕。以书为尚，苦心集藏，使蔚然之风经久不息，延绵至今，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脉。正是由于历代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囊购书，并尽心保护和刊刻传播，才使得古代的典籍历经劫难而犹能保持荣光。（文/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