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休帮你教历史（1）：中国科举制度是从哪个朝开始实行的？

我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为了获得更多的人才，采取了开科取士的方法 公园587年，文帝订制，每洲每年保荐三名文章华美贡士。

科举制是古代朝廷选拔人才、官吏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它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让有才能的下层人才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施展抱负。

科举制从隋朝（一说唐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对中国在内的汉文化圈诸多国家，以及西欧国家启蒙影响深远。

南北朝时期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举明经等科举制度，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继续实施。隋朝时，587年隋高祖文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公元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隋朝以前，人才的选用通常是君王和一些官僚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而隋朝的科举制度于此相比是一种进步，它客观上对开创清平的政治文化局面是有利的，也是不少门第清贫的人脱颖而出，充分显示了朝廷重才学、清门第的良好风气，也是国家兴盛的一种标志。但凡是开国皇帝大部分都是怀着卧薪尝胆的情怀开创新的局面，都是标志的一种进步。所以竞争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就杨坚本人来说，对于规律来说他是历史的必然。对于个人来说他是偶然。我们了解历史，但还是改变不了我们也是组成历史的一个单位。我们在规律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只有规律在循循不息。

那么，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在哪儿？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学一体、化成天下。我认为，中国式选举制度两千多年运作的基本机理，以及其所达成的社会政治文化后果，尽在其中了。下面对这四句话略作解释。

　　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礼记·礼运篇》中的一句话。过去一百多年来，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反复提倡，它特别受到重视，也有很多误解。“天下为公”的基本含义是，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

　　在“天下为公”观念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也是过去四千年来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政治平等，人人都有参与天下之治理的机会。当然，参与方式非常多样，《大学》向我们清楚展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也可以参与天下之治理，比如修身、齐家，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内容和基础。

　　政治平等原则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制度（此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编者注）。现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但是，古希腊民主制度运作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因为有了奴隶制的经济支撑，才可以在几十万希腊人中，让大概几万人扮演公民角色，才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民主制。如果没有奴隶制，还有没有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度？我觉得是个问题。可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奴隶制，我们有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的政治平等。当然，人人直接参与在技术上做不到，所以就会有“选贤与能”。

　　选贤与能

　　古希腊是城邦政治，其政治单位规模很小，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就是超大规模，从尧舜时代便是如此。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又奉行“天下为公”原则，很自然地会走向“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所以必须从中选出若干人来作为代表。

　　但是，怎么选？我们的先贤最初确定的一个标准就是“选贤与能”，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在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中也有选，但是，它的选是抓阄、抽签，随机从几万人当中选出若干人，轮流执政或者审理案件。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我们的选有一个标准，必须选出贤和能，不是随机抽取，而必须要选出真正有治国之德和能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为公”，他们节制自己的私欲，来增进天下人的福利。如果采用抽签制，一个牧羊人抽到选上了，他连自己有多少只羊都数不清楚，请问怎么能够治国？说起来再好听的制度，这么搞都没有意义。

　　所以，“选贤与能”有双重含义：第一是选，第二是选出贤与能。

　　当然，先贤们对察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很多批评，而且集中在一点上：它没有能够有效地把贤能选出来。因此察举制度、选举制度也一直在变革之中，变革的动力正来自于选出真正的贤与能。选不出贤与能，选举制度就没有意义。这一点，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核心。

　　至于贤能的标准，只凭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及由此发育而成的智力和道德，不需要借助任何别的条件。我们深思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最合乎政治伦理的选举程序，它把财富、相貌、家世、血缘等所有其他因素都排除在外了。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制度吗？因此，这一制度也是最为开放的。

　　政学一体

　　“选贤与能”实际上意味着，光有选举程序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前置程序，那就是培养贤与能。贤能不是自然就有的，一个村庄，一个城市，听其自然，会有贤能吗？如果社会中本来没有贤能，那么，选举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人很早就把选举与教育结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在这个事情背后，汉武帝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宪法体制。首先，建立公立学校体系，以“五经”培养士君子。而“五经”教给学生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汉武帝又建立了选举制度，也即察举制，选拔优秀的士君子进入政府，担任官员。

　　中国式选举制度是从这个时代起步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塑造了政府形态，此乃有史以来官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政府。我们称之为士大夫的这一群官员，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执政群体，其权力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由此，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以教育为立国基础的国家。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形成了“政学一体”结构，枢纽就是中国式选举制度。“政学一体”的好处非常多，比如政府官员素质极高，他们都是政治家，因为都有一定的志向，所谓“志于道”，他们希望改进政治、改变现状。因此，我们看到，历代士大夫都有变法的努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中国人的识字率，是前现代各国中最高的，并且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观念。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多半靠的是基本素质较好的大量劳动力，这不正得益于老祖宗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吗？

　　化成天下

　　科举制度让民众重视教育，这个教育就是中国式教化之道，这是中国文明极为独特之处。人类社会有不少成熟的文明，都是以神教进行教化。在中国，神教当然有，但不是根本，在远古的三代，其根本是礼乐；孔子以后，其根本则在学，在文教。汉武帝“独尊儒术”，创办学校，设立选举制度，推动整个社会重视学习，重视教育，也就给整个社会设立了一套教化机制。所以，在中国，教育绝不只是传播知识，而是要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能——化成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这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

　　而由于“政学一体”，由于选举制度，社会和国家也连结为一体。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里，在我们所羡慕的西方文明中，政治和社会的两分是人们面临的一个极大难题。我推测，西方人所讲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两分，实际上出自奴隶制思考方式。古希腊城邦中，奴隶只有私人生活，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到了现代民主政治中，福山（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编者按）所讨论的政治衰败，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冷漠，其实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是政治上的奴隶，完全处在被动位置，政治交给少数人操作，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和公民。

　　而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科举制度始终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沟通社会与国家。民间兴办的教育，政府兴办的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士君子。他们大部分在社会基层发挥领导作用，组织社会自治；少数人则进入政府。但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话语。所以，在中国，社会与国家从来都不是两分的，它们一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治理的连续系统，中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社会最好的地方，所谓“天下为公”，这也是一种体现。

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仍有一段距离。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亦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