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东华：论元代至明初章草的复兴与古为今用

论元代至明初章草的复兴与古为今用

——以赵孟頫、康里巎巎、宋克为线索

文/焦东华

摘要

本文将探讨元代章草复兴过程中的重要书家、作品，以及他们的书学思想同“时代风格”之间的联系。首先要考察的是元初书家赵孟頫对书法复古思想的提倡及影响，以及赵氏在元代书坛地位的确立；其次是元中期康里巎巎继承元初赵孟頫的复古思想，且能不为所囿，勇于跳出其藩篱，在章草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与创新，但未能宏逸之缘由；最后是元末明初书家宋克，在元代诸家影响下积累前辈丰富的学古经验，尤其汲取了赵孟頫、康里巎巎在复兴章草书风上学古思变的思想，对其书风有直接影响。宋克将今草、狂草与章草融合在一起，拓而为大，为章草书的发展做出贡献，打破了赵氏在元代一统书坛的局面。元代章草书风的发展，涉及的人物广泛而又复杂，每位艺术家都有其独特的见解，诸如邓文原、俞和、杨维桢等在章草书体上也都有很大的突破。然任何书体的创新都无不受时代的影响与限制，“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在开辟新径上后人有胜过前人者亦是必然。本文旨在将章草在元代发展的总趋势做一整理，以使读者清晰可见章草书体古为今用的发展过程，以求教诸位师友。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discusses the works of prominent calligraphers of Zhang Cursive Scipt in Yuan Dynasty, their thought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ial features of that era. It starts with the famous calligrapher Zhao Mengfu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exploring his advocating on calligraphy revivalism and influences, as well as his position in the calligraphy field of Yuan Dynasty. A second calligrapher of Mid-Yuan Dynasty Kangli Naonao, carrying on Zhao Mengfu’s revivalism, is then introduced. Not constrained with the practices of his predecessor, he had formed his own style and made innovations; reasons for his achievements and deficits to achieve extraordinariness are also presented. Then it comes the third calligrapher in late Yuan Dynasty and early Ming Dynasty, Song Ke, the one who had assimilated and integratedJin Cursive Script, the highly cursive script, and Zhang Cursive Script, enhanced this art, brought a breakthrough in the calligraphy art established by Zhao Mengfu,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ts further developments. Many calligraphers in Yuan Dynasty had taken their sha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Zhang Cursive Script and it involved complicated evolution. Each distinguished figure hold their unique style and made great breakthroughs, such as Deng Wenyuan, Yu He, Yang Weizhen and so on, although these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were confronted with historical and social limitations and influences. The descendants are supposed to surpass their predecessors after assimilating their merits and polishing their defects. This thesis is a summa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Zhang Cursive Script of Yuan Dynasty, from which all our venerable seniors and followers could clearly se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art for its current use. The author will be honored if your valuable suggestions are given as reading this paper.

引言

由于历史的惯性，元代书法的发展，必然受到宋末书风的影响，三百多年的赵宋王朝被元代取代已成定局，即将到来的王朝更替，社会习俗变化，审美心理迁移，都对宋末艺术活动产生影响，因南宋书坛的低靡不振，导致至元初书坛出现较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要表现为对魏晋书风的追慕崭露头角。由于书法必须适应社会需要，而风格是对既有书风的反动。元代书法的复古色彩与其历史原因密不可分，此时的书家上朔魏晋以矫时弊。赵孟頫的远见卓识，大力倡导“复古”书风，还追溯复兴了汉代章草，使其在元代重获新生。赵孟頫提倡章草书风的复兴，对整个元代书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章今融合的书学思想亦为一大创举。然而，赵孟頫于《急就章》也仅有一定程度的涉及，并未大力创新而使章草一体得以宏逸。章草之体正是后经康里巎巎、宋克等拓展，才蔚然成风。尤其宋克的章草实践，既能借鉴赵孟頫、康里巎巎的成功之处，又能不为时事所拘束，独具个性，自出新意，终究在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元代书法的发展，看似复古，实乃效法古人以矫时弊。其“借古开今”的书学思想，对后世章草书法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几年，元代章草书引起学者不断的关注，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见于黄惇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风来堂集》，蔡梦霞老师的硕士论文《论元代章草的复兴》，朱天曙的《宋克书法研究》等。他们都从不同角度的对章草书在元代的发展做了整理，不仅使章草书这种鲜有人问津的书体为我们所注意，更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元代章草书家的艺术实践、取法方式与审美观念。那么，章草书在元代的复兴与创新是怎样一步步衍化的？后来书家如何取法前人而又能独辟蹊径？本文试图以赵孟頫、康里巎巎、宋克为线索，对元代复兴章草书的书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影响做更进一步研究，总结前人借古开今的宝贵经验。

第一章 赵孟頫——讨源皇象，规模右军，俨有古法

（一）章草《急就章》在元代的传播

章草在东汉被广泛使用，它是隶书简化、快写的产物，因此比之“今草”留有隶书笔意，书写中加强了笔锋的使转，省简了笔画，增加了连笔，最初是从实用发展起来的。关于章草书的起源与命名，历来众说不一。对此，张怀瓘《书断·上》中关于章草一节说的比较清楚：

案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有草法，不知其谁。’

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

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草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

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

乎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亦犹篆，周宣王时作，及有秦篆，而有大小之名。

章草的起源，据张怀瓘所言是“汉黄门令史游所作”，否定了萧子良“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的说法。他认为章草是“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其目的就是实用。又云：

案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

综上所述，章草出现在汉代，史游为其始祖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它的得名，张怀瓘列举的四种说法，唐之后有很多人仍在探讨并意图得出更新的见解，但无非都是对这段话的释义。笔者以为张怀瓘说“乎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并举例与“大小篆”之名的由来应是如出一辙。二王以后，今草广为流传，南朝人为将“今草”与之区别而称之为“章草”是可信的。

《急就章》又名《急就篇》，为古时孩童识字用书，有史料记载的历代章草《急就章》写本有：汉张芝本，著录于黄伯思《东观余论》卷十《跋章草急就补忘后》，宋时仅存“凤爵鸿鹄”等数行；吴皇象本，著录于颜师古《急就篇注序》；米芾《书史·卷下》、《宝章待访录》；唐摹，在故相张齐贤处；《宣和书谱》卷十三；孙鑛《书画跋跋》卷二引王氏跋《急就章》；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宣和御府藏，济南张可与藏。宣和御府尚存；晋索靖本，著录于颜师古《急就篇注序》；《宣和书谱》卷十四；黄伯思《东观余论》卷十《跋章草急就补忘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宣和御府藏；叶梦得《石林集》。宋时已缺七百五十字左右；南朝梁萧子云本，著录于周密《云烟过眼录》：兰坡赵与懃藏；张丑《清河书画舫》；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兰坡赵与懃藏。元时见存。

图一《皇象急就章》 国家图书馆藏本

据上所述，张芝本与索靖本早在宋代就缺损严重，至元代能见到的仅皇象本与萧子云本略全，元人临本内容全者，大概也是出于后两本。王国维先生在《校松江本急就篇序》中曾对《急就章》做详细考证：

古字书，自《史籀》、《苍颉》、《凡将》三书既佚，存者以《急就》为最古。……然宋代存者仅钟、皇、索靖三本。宋末王深宁所见，则惟皇象碑本而已。

他认为到宋末之时能见到的“惟皇象碑本”，即元代人所能见到流传于世的章草《急就章》刻本，为皇象本，所以元人欲学习章草《急就章》也只能借助于宋代流传下来的刻帖“皇象碑本”。元代章草的发展与宋代刻帖的盛行密不可分，各种章草《急就章》的刻本流传，为元代书家复兴章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历代章草以皇象《急就章》（图一）所书最古，有刻本流传。近人沈曾植《海日楼书论·明拓急就草跋》称：

《急就章》自松江本外，世间遂无第二刻本。松江石在，而拓本亦至难得。余求之有年，仅得江宁陈氏‘独抱庐’重刻书册本耳。集帖自《玉烟》外，亦无摹《急就》者。思元、明书家，盛习章草，所资以为模范者，未必别无传刻也。况《玉烟》搜罗旧刻已成，固明见香光叙文中，无庸疑也。

此帖对后世影响甚大，也是公认的章草书最佳范本。六朝而后，几乎见不到汉代简牍上的草书，只有通过魏晋人所写的章草进行学习。唐宋时期楷行两体的盛行，导致章草因不实用而很少有人学习。张怀灌《书断》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羲之与从弟洽变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北宋黄伯思亦云：“（章草）至唐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而赵孟頫善于发前人所未发，在全面复古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章草体，并在元代影响了诸多书家，兴起了对章草书风的学习。元代传世的章草《急就章》书家有邓文原、赵孟頫、俞和、宋克四人。赵孟頫三本（含俞和临本），邓文原一本，宋克三本。其中仅宋克在1370年临本中款署说明临《皇象急就章》。

（二）赵孟頫章草根柢钟王，高屋建瓴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实生孝宗。赐弟居湖州，故公为湖州人。在宋试中国子监，国朝混一，程文宪以行台治书侍御史奉诏访江南遗佚得二十余人，公居首选，又独引公入见。神采秀异，照耀殿庭，世祖称之为神仙中人。特授兵部郎中，历事成、武、仁、英五朝，累迁至翰林学士承旨，赠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性通敏持重。未尝妄言笑。书一目辄成诵，诗赋文辞，清邃高古，善鉴定古器物名画，画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悉造其微，尤善书，为国朝第一，篆法《石鼓》、《诅楚》，隶法梁锺，草法羲献。

赵孟頫受赵构书学思想影响，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而赵构的书法先师承黄、米，后转学“二王”，对王羲之推崇倍至，他说：“至若《契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这种体悟影响了赵孟頫以崇古为立场的艺术审美观，并引导了他在书法创作上以晋人书风为尚。

图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临急就章》

图三 鲜于枢跋 赵孟頫大德癸卯本《急就章》

在讨论赵孟頫的章草书时，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作为一位擅长诸体的书法家，赵孟頫更倾心于章草，并曾多次临写，然而在所流传下来的章草书作品中，三本《急就章》虽均款署赵孟頫，事实上并无一件是他本人的真迹，疑为后人照其原作临摹，但是做参考以了解赵孟頫在章草上的造诣还是有必要的。依次介绍如下：

第一本，故宫博物院藏大德七年（1303）本（图二），纸本册页，为俞和临本。首页没有“第一”二字，石渠旧藏册页本主要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重华宫。款署“大德癸卯八月十二日，吴兴赵孟頫”。亦有碑刻本传世，后有鲜于枢题跋（图三）：

此书不传久矣，非深于书者未易语也。又《急就章》文字最奇古，得柏梁体制，尤为可宝，至元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济南周密公谨，渔阳鲜于枢伯机同观于困学斋之东轩。

图四 上海博物馆藏 赵孟頫临本《急就章》

纸本册页，全十二开，纵17.9厘米，横12.3厘米

鲜于枢只对章草体做了说明，并没有说此作乃赵孟頫真迹，也没有对其进行品评，可见他并没有把这件作品当做真迹来题跋。此本虽技巧娴熟，用笔精微，使转也颇随人意，波磔之笔亦见章草笔致。细察之，用笔精心但含蓄不足，如首行“涯”字，次行 “不”、“盛”等字，差少笔意，略显浮滑、单薄，使转之笔看似熟练，却因信笔而流于凡俗，多处磔笔也近乎楷书笔意，章草的萧散纵逸不复存在。此卷疑为俞和临本，俞和在卷后题诗云：“晴窗展玩开蒙者，书法一一手可扪。和今学之自有元，要与此书继后昆。”也表明了俞和临书的愿望“要与此书继后昆”。据《杭州志》中所言：

行、草逼真孟頫，好事者得其书，每用赵款识，仓卒莫能辨。

俞和直接师法赵孟頫章草《急就章》，盖因学力不及子昂，终究未能跳出赵孟頫的束缚而自成一家。明王世贞跋子中书《急就章》曰：

钱塘俞和子中颇得赵魏公三昧，此帖以宋经纸，用章法书《急就章》，觉古色蔼然。……子中独能寻考遗则于断墨残，遂与仲温并驱。

显然王世贞言俞和“与仲温并驱”有些言过其实，从这件作品看得出俞和的书学功力较子昂相差甚远，只是随人作计而已。

第二本，上海博物馆藏至大二年（1313）本（图四），首页没有“第一”二字，著录不详，款署“至大二年夏五月二十四日，子昂为德卿临于松雪斋”，有周寿昌题端“松雪老人临史游《急就章》草书全册”。款署：同治二年春正月落灯日，长沙后学周寿昌题于巢松卧雪之行斋。铃印有荇农、寿昌、巢松卧雪。此作与大德七年本相比更显拙劣，用笔轻浮，纤细之笔过于绵弱无骨，磔笔时有微微上挑的小动作，显然是临仿者用笔局促小心，不得子昂笔意。

图五 辽宁博物馆藏 赵孟頫《临皇象本急就章》

第三本，辽宁博物馆藏至大二年（1313）本（图五），有“第一”二字，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款署“至大二年九月既望，子昂临”。此作通篇散漫，无体势可寻，用笔轻佻，信笔而作，精神流露欠佳，磔笔瘦硬呆板，毫无章草古意，气息松懈破绽百出，绝非赵孟頫亲笔。徐邦达《临皇象急就篇册卷》考证为元人仿书。

以上就是传世所能见到款署为赵孟頫的临本《急就章》，虽非《急就章》真本，然赵孟頫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作品的章法、结构，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相不远，通过这些临本也依稀可见子昂致力于章草书的学习。至大三年（1310）九月，赵孟頫应诏离湖州赴京，途中将独孤僧所赠《定武本兰亭》题跋十三段，即流传于后世的《兰亭十三跋》（图六）。其中第七跋写道：

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二十八日济州南待闸题。

赵孟頫精研书法之细微，认为“古法”不仅是结字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用笔的问题。学习书法当“以用笔为上”，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异于前人的是“字势”,这与其“用笔千古不易”的思想相合，赵孟頫言简意赅，为古今书法之要旨阐明大意，为后世指点迷津，意义非凡。如何理解赵孟頫所云“用笔”，清代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说的很清楚：

图六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

尝见某帖跋尾，有驳赵文敏笔法不易之说者。谓欧、虞、褚、薛笔法已是不同，试以褚书笔法为欧书结构，断难相合，安得谓千古不易乎?余窃笑其翻案之谬。盖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语?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肌理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谓笔锋落纸，势如破竹，分肌劈理，因势利导。要在落笔之先，腾掷而起，飞行绝迹，不粘定纸上讲求生活。笔所未到气已吞，笔所已到气亦不尽。故能墨无旁沈，肥不剩肉，瘦不露骨，魄力、气韵、风神皆于此出。书法要旨不外是矣。集贤所说，只是浑而举之。古人于此等处，不落言诊。余曾得斯旨，不惮反复言之，亦仅能形容及此。会心人定当首肯，若以形迹求之，何异痴人说梦?

这段话，述说了赵孟頫所谓“用笔”的观念，周星莲以为赵子昂的用笔是关乎精神层面的，而非指具体形态。由此更能深刻体会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所指的正是书法中的神采，亦即“古法”。赵孟頫博涉多种书体“篆法石鼓诅楚，隶法梁锺，草法羲献”。又陆友仁撰《四库全书·研北杂志》中曰：

赵子昂学士，尝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参考十得八九，盖右军草书，本出于此。

“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参考”阐明了赵孟頫以右军之理法上溯汉代章草的学书途径。相信赵孟頫也认同陆友仁“右军草书，本出于此（《皇象急就章》）”的说法，而深知欲学章草之高古，必经由学王羲之，亦即只有具备了“兼形似神韵而得之”的功夫，再以千古不易的“用笔”临章草《急就章》方不失古雅。

图七 王羲之《十七帖》

图八 赵孟頫临王羲之《十七帖》

虞集跋赵孟頫临《智永千文》曰：

书法甚难，有得于天资，有得于学力，天资高而学力到，未有不精奥而神化者也，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姿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

《十七帖》（图七）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而赵孟頫的临本《十七帖》（图八）最能印证虞集所说赵氏“饱《十七帖》而变其形”。通过其临本与刻帖的对照，可见赵氏对王羲之书法所学所悟至精至微。赵氏一生究竟临了多少遍《十七帖》，而今已无从考究。然这件临作显然不是赵孟頫的杰出代表作，但能体现出他对《十七帖》用功至深。此作用笔多缓慢沉稳，大概是为了更好的把握结构与章法，因此此作用笔精妙有余，而神气不足，以至“中、耶”等字的竖画多有拖沓之意。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中言：

宋时惟蔡忠惠米南宫用晋法，亦只是具体而微，直至元时，有赵集贤出，始尽右军之妙，而得晋人之正脉。故世之评其书者，以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又曰，自右军以后，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韵，米南宫得其神韵，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韵而得之者，惟赵子昂一人而已，此可谓书家定论。

在元代，章草仅有刻帖传本，然而学习章草若不旁参魏晋之法，则很难高古蕴藉。清人阮元敏锐地指出：“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人不知有北朝书法矣”。赵孟頫崇尚魏晋，且又博学嗜古，追求高古书风而追溯到“二王”之前的时代，以寻求“二王”之从来。犹如包世臣所说：“草书唯皇家、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笔者以为，以松雪之聪慧，必然也认同后人这番话，既“形似神韵”得右军之妙，而不为其所囿，通过旁参别家以创造更新的形式。章草书大概就是赵氏用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赵孟頫传世的章草作品主要是其多次临写的《皇象急就章》，他的临作摒弃了石刻之板呆气，气息高古。赵氏从刻帖中化出的这种潇洒精巧的章草，显然是独具创意的。元末卢熊云：

书法自唐颜、柳以来，多尚筋骨而乏风韵，……至宋李建中、蔡君谟辈追踪六朝，见称于时，论者犹谓未能尽善。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钟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

从卢熊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唐以降，书法便存在许多弊病。而宋人李、蔡虽上追六朝书风，然未能尽善。卢熊既指出了元初书坛面临的窘境，也道出了赵孟頫等一大批由宋入元的书家决心复古的原因。他认为赵孟頫一出，冲破了时代的束缚，直追钟王，出入晋唐，使得当时的书坛为之一变，矫正了宋末元初书坛存在的一些弊病。

由于时代条件所囿，赵氏学习章草只能借助于刻帖，而无法尽睹前贤墨妙。但其娴熟的用笔技巧，使所临的《急就章》，谙合古法，毫无“枣木”意味。书法作品的形式构成最能体现书家对艺术的敏感，赵氏的复古既非拘泥于世俗观念，更非食古不化，而是心焉向往豪迈雄强的个性风貌。因此无论是临摹的古帖，还是创作的内容都饱含了精湛的艺术技巧独特的艺术思想。他把所学章草书用笔的典型特征，糅合到行草书中，实为一大创举，并对后世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创作思路，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其晚年作品《与山巨源绝交书》、《酒德颂》便是这种书风的代表，作品中个别字的结构或用笔采用了章草的形式，形成章草与今草相融的“混杂体”。此类书风一出，后经邓文原、康里巎巎、危素、俞和等拓展，俨然形成一种风尚。

图九 赵孟頫《酒德颂》

纵28.5厘米 横65.2厘米 共十九行

延佑三年赵孟頫所书《酒德颂》（图九），是其63岁（1316）所作，款署：

延佑三年，丙辰岁十一月二十一日，为瞿泽民书，子昂。

此卷是为“瞿泽民”录写的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酒德颂》全文。卷后有孙星衍、徐有贞、陈鉴、刘珏、杨循吉、文彭、王穉登、翁方纲、阮元等26家的题跋。阮元对此卷内容与《文选》本做了校对，只说文字内容出入颇多，但并未对作品做出品评。尽管如此，这件作品在子昂传世墨迹中仍属精品。孙星衍也以为文字内容与原本不同。这种现象在子昂其它作品中也时常见到，还说他的作品被仿作的很多。但这件作品如“印泥、画沙”的艺术表现力非常人能及，其跋曰：

赵松雪书多赝本，而笔力沉着如印泥、画沙者，盖非后人所能仿，此卷得于都门，其文字异于文选处亦似较胜，往见赵书《四十二章经》及《华氏中藏经》皆与版本不同，赵亦自云得内秘本写之，盖证此本非妄作，余不能书画而审视旧迹颇不谬，由见者不少也。太岁单湘三月十二日，孙星衍。

翁方纲跋曰：

前年秋润如秋曹以所藏赵书此颂属题，予虽一再题记，然其中有一处确据，可验其真，而从来未经人道破者……复借此卷来相对，验其为真迹，乃愈为丝发不差矣，恐阅者未审，故复题此，此一处辨验之法，理应明白叙出，然政恐此语流传，一入好事者之耳，又易开作伪之门矣……

图十 文彭跋赵孟頫《酒德颂》

图十一 赵孟頫《行草书绝交诗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绿绢本 纵20.8厘米 横254.7厘米 手卷

翁方纲定此卷为真迹，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与鉴定方法，这样一个因体会之深而难以言全的境地，因免于为“好事者”“开作伪之门”而没有明说。卷中“执觚”二字用笔沉着，遒密而含古韵；“是务”二字纤细轻灵，饶有率性；“泰”字点画间往来精神，使转合度，气态端淑，皆鲜明的章草结构与笔意。此作通篇潇洒纵逸，颇具规度，筋骨强劲，气势完足，可谓人书俱老，无疑是赵氏书法的上乘之作。正如帖后文彭跋所云：“信手拈来，头头是佛，若必曰‘兰亭’恐不必以此论松雪。”（图十）董其昌品赵孟頫《酒德颂》帖曰：

行草书中，章草笔意，则有潇洒，精巧之风，颇具创意，不愧元大家赵孟頫秀逸章草之作。

“行草书中，章草笔意”一语道破赵氏章、今相融的艺术思想，这一创举可谓借古开今。另一件赵孟頫章草书代表作是其65岁(1319)所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图十一），款署：

图十二 曹文植跋赵孟頫《行草书绝交诗卷》

延佑六年九月望日，吴兴赵孟頫书。

此作内容是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写好友山涛（字巨源）的一封信，也是名传千古的散文，文中痛斥无德无节的文人，表达对于沽名钓誉者的极大义愤。书法作品的内容一般来源于书家对生活的体悟和认识，是与欣赏者进行精神交流的媒介，是书家人生观的体现。曹文植跋语（图十二）中记录了赵孟頫多次书写《嵇康绝交书》，皆为佳作，更见赵孟頫对此书内容的偏爱，其跋曰：

赵孟頫书《嵇康绝交书》，先后入《石渠（宝笈）》者，得三卷已入之卷，不署作书年月，苍秀圆劲，足规‘二王’，已抚刻《三希堂帖》中，续又得二卷，此卷署‘延佑六年’，其一署‘延佑七年’，精采亦不减已入卷，想孟頫当时爱康此书，再三涉笔，亦如虞世南谓‘王子敬好写《洛神》人间合有数本，毋庸作分别相也。

对这件作品清《石渠宝笈》卷四十四有详细的记录：

淡绿绢乌丝兰本，行草书，款识云祐六年九月望日，吴兴赵孟頫书。下游赵氏子昂，松雪斋图书印，赵氏书印三印，前有赵字大雅二印，后有吴世芳，高士奇，高岱等因，陈廷敬跋。引首文彭隶书“松雪真迹”四大字，御笔题签上游御赏乾隆宸翰钦文之玺三玺。

此卷章草笔意屡见，楷、行、草、章草间杂，是赵氏继《酒德颂》后，将章草运用于今草形式的又一大突破。这件作品晚于《酒德颂》两年，两件作品相比，《与山巨源绝交书》字数较多，写成不易，而赵氏却多次书写，可谓是其精心之作。季惟斋《书史》中对此卷略有品评，颇具见地：

晋人作书，得力于玄学道教，神韵逸而能博。子昂则得力于禅宗，禅佛之学，基于戒定三学，而化以平常心，子昂之书，格韵逸而能真，瘦骨有枯僧状，故不及晋人气度宽博。《与山巨源绝交书》尤能见之。信笔如泉涌，而潺湲有致。清净无尘，性情真率，遒密有古韵，纯然汉魏矩矱。

从书迹看，此作用笔迅疾，毫无拖沓之意，以为隽永而结字森严，且多用章草结构，风流蕴藉、格调高古，既得“二王”神髓，又具个性风貌。此风为赵氏初创，加之前人无兼善者可资借鉴，故两种书体之融合虽然略显不够巧妙，然终究瑕不掩瑜。如“此恨如何可言”的“恨”字，凌空一磔笔法，干脆利索，以“二王”笔意运章草结构，生动可爱而又不失古雅。赵孟頫这种行草书中融合章草笔意的作品，充分显示了赵孟頫在自主创新方面的艺术思想及其娴熟的用笔技巧。为章草的古为今用打开了新局面，给后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可见书法创造不仅仅是对传统技巧及形式的继承，更为主要的是书家领悟能力。主动思考，不断实践，并从前人经典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不断的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才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开一代宗风。

赵孟頫这种创作方法，最能表达他学古思变、学古为用的书学思想，他正是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而具备了深刻的洞察力，才使他能够跨越古人，即恪守“用笔千古不易”这个核心理念，又能广采博收，汲古纳今。此类作品的基本特征是:⑴体现自我，欲冲破古代经典的藩篱；⑵创造前无古人的特殊形式；⑶强烈的个性情感表现。然而由于赵氏作品中的章草结构未及更好的融入到今草之中，而使其作品略显突兀、呆滞，导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不及王羲之书风的气息高古，也不及皇象《急就章》的古雅丰润。但无可否认的是，在赵氏作品中仍体现出表里澄澈，一片空明的意境，而他那更新颖的思想，更勇敢的探索，更丰富的变化正是来自于他掌握传统技巧的背后所富有的“古为今用”的艺术思想。

（三）赵孟頫章草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元史》本传云：

“（赵）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巨大贡献。后人康里巎巎、宋克，皆以赵氏书学思想为源头，创造出自己的面貌。大凡书法史上开创门派的大家，都能清楚地破开云雾，了解前人的藩篱实乃开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

赵孟頫一生深浸古法，从古人书法中汲取养分，在临古法帖之时，坚守自己的书学理念“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一书法史观，成为元以后书法理论史上重要的论断。他恪守书法嬗变中唯一不变的规律，透过表象深入地摄取了时代精神，亦即书法的本质，而非亦步亦趋于魏晋书家的表现形式。后人学习赵书不得其精神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用笔不得古法，缺乏精神，仅得其形，流于俗媚。

用笔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正如摹本与真迹之间的差异，就是缺失用笔“古法”以致缺乏神采。冯斑《钝吟书要》亦云：“间架可看石碑，用笔非真迹不可”。因为真迹更能清晰地呈现出用笔的痕迹及更为准确的外形。赵氏书法在书法史上的最大功绩是复兴古法，使章草一体在元代形成体系，引导了一批思想倾向、艺术主张、创作手法和书写风格相近的书家形成一支承传有序的流派。他的影响之大，在元、明、清朝无出其右。自赵氏一出，复古之风进入鼎盛时期。如元虞伯生道园类跋朱侯所临《智永千文》中所云：

盛唐作者，变又极焉。宋人远不相逮，米元章、黄伯思皆笔不称识。而晚宋称之无书可也。国朝惟吴兴赵公，遂善一代，学者澜例。

元朝书家多受赵氏影响而被其束缚，从而缺少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缓解人们在视觉艺术上的审美疲劳。譬如俞和这样的书家，学赵到以假乱真的境界，很多书家也同样对赵氏的书写技巧与艺术形式烂熟于心。其消极作用是，弥足珍贵的个性思想缺失了；其积极作用是，元代书风在赵孟頫的影响下，没有趋于狂怪，纯然一派典雅之风，于此赵氏功莫大焉。

赵孟頫的书学之路乃从扎实的临古中走出，是天资与勤奋的结合，而又以超越前代为目标，可谓深入二王堂奥而不为其所囿。赵孟頫师法魏晋，主要在于他深得钟王神髓，体会入微，看似纯然复古，实则能自成一家。对赵孟頫的评价，笔者倾向于季惟斋在《书史》中所言：

子昂法晋，而自成一家，乃能入其髓秘而自具体格者，不必纯以师古目之。后世评赵书，动辄言其法乳晋唐，实则其甚贵独立。此与宋之理学，动辄自称直接孔孟之脉，实则乃熔铸三教而自得之同也。

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书，然至元代，由于赵氏的影响，章草书坛不乏高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善章草。而元末宋克师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狂草融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一言蔽之，元代书坛看似崇古、复古，然客观上是有振兴之意，乃借古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

第二章 康里巎巎——纵迈超脱，不规摹前人

（一）康里巎巎章草的取法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西域康里部（即汉高车国）人。曾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子山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往来密切，对汉族文化耳濡目染，“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 ”，又因为掌管历代图籍供御览，子山与皇帝接触的机会极多，因此有大量机会饱览宫中的书画藏品。其官阶、学养，加之交游广泛，使得子山一度名重朝野。子山卒于浙江，享年五十一岁，死时家贫，几无以为殓，帝闻为之震悼，死后获谥号“文忠”。

图十三 赵孟頫《与子渊书》

关于康里巎巎的书法，解缙一语中的：“子山得赵文敏之奇伟”。所以，我们可以从康里巎巎与赵孟頫的密切交往中看出他们亦师亦友的关系。赵孟頫《与子渊书》（图十三）文曰：

体侯胜常，深以为慰。令弟子山时时相过，屡商略先太师碑文，孟頫不揆愚鄙，辄欲有所述，其大意则子山当能言之。或高明以为然，便当趣为之也……

信中所提“先太师”指子山之父不忽木，《元史》卷一四三〈巎巎传〉：“巎巎，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祖燕真”。大致可理解为康里兄弟二人请赵孟頫为其父撰写碑文，足以佐证赵孟頫与康里巎巎的关系非同一般。黄惇先生在《赵孟頫与子渊书刻帖略论》中考证了子山与赵孟頫“时时相过”的关系，他认为：两人同任在集贤院时来復《题赵松雪、巎子山二公墨迹后》一诗，充分彰显了两人之间的艺术交往：

康里平章起燕族，貂帽狐裘面如玉，洒翰亲从魏国游，题遍宣麻数千幅。

子山在至正初出任浙江行省平章一职，“魏国”指赵孟頫，至正元年为1341年，此时距离子山魂归故里只有四年时间了。诗词和书法架起了子山与赵孟頫之间艺术交流的桥梁。

康里巎巎对赵孟頫的继承不仅仅表现在具体风格上，更表现在整体深层次的审美倾向上。古往今来，书林姹紫嫣红，书风千姿百态，充分证明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之张扬。然而，在万千浪花之下，依然是沉静的大海，无论风格如何迥异不同，终究要师法前人。子山和子昂二人，同处一个时代，同样面对数千年的书法宝藏，由于各人性情、学习道路、切入角度不同，其结果自然是和而不同，而恰恰因为各自把自己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才同时成为了时代书风的卓越代表，从而获得后人的赞誉和推崇。而与康里巎巎所不同的其他书家，如俞和、鲜于枢，却由于直接受赵孟頫书风影响，且被束缚，固守赵氏门径，抹杀自己的性情，跟随时流，终遭遗忘。从康里子山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风格与时代书风绝非简单的从属和接受关系，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时代书风对个人创作既限制又促进，而大师对于时代书风则必然是既师法又突破。康里巎巎对章草书的见解同赵孟頫如出一辙，这不仅是二人意气相投，还可以说子山是受赵孟頫书学观点影响的结果。当然，在风格和见解上也会有不同之处。当时，书家均以王羲之草书的书写方式为参考来学习章草，然康里巎巎对右军《十七帖》的深入学习不亚于赵孟頫，同样临摹《十七帖》，他有异于赵孟頫的独到见解，可以说他是师法子昂之心而不泥其迹。下面谈谈康里巎巎对章草的学习与理解。

由于受赵孟頫的影响，康里巎巎也借助于魏晋的笔法形式，以解决章草书传世刻帖存有呆板弊端的问题，他效法赵孟頫的学习经历，对《十七帖》也做了深入的学习，传世他所临《十七帖》（图十四），帖前楷书题签“康里承旨巎”，无题跋。款署：

去岁在上都时所临，殊未能得其万一耳，康里巎记。

图十四 康里巎巎临《十七帖》 册页

纵28.5厘米 横42.6厘米、48.8厘米

此卷康里巎巎选临王羲之《十七帖》中的五帖，对原帖章法形式与精神内蕴都有较好的继承。笔法精美，体势流畅，圆劲的笔致中，神采充盈，圆笔属纸，沉着痛快，第二行“皆有复”三字连绵不绝，点画铿锵有力，提笔醒透而意连，使转圆劲腕力内蕴，得篆籀之笔法，章法也十分贴近原作。康里巎巎与赵孟頫的主要区别在于，康里氏所临加强了连绵的笔意，减弱了点画间的顿挫，更多了圆润洒脱。在他的笔下，似乎更多来源于唐人狂草书的意趣，与赵孟頫的不同之处亦正在于此。相较而言，康里巎巎属于跌宕而多姿，体现了主动临摹的学习态度，展现了自己的个性，《书史会要》云：“（子山）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析圆劲”，子山的书法格调高古，不流时弊，对一个少数民族书家来说，尤为可贵。

康里传世作品《谪龙说卷》、《梓人传》、《李白古风诗卷》等作品多为今草与章草的融合，这种风格既有其个性彰显之处也足见其对赵孟頫章草书的取法。

（二）康里巎巎章草大刀斫阵，奇崛独出

赵孟頫章今融合的“混杂体”形式，影响了书家康里巎巎，康里氏更进一步规范、演绎了这种艺术形式，增加了章草书在作品中的运用成分，使之更加成熟。元人复兴章草，赵孟頫、邓文原可谓先锋，但他们的章草显然是以复古为主的临摹，少有个性的发挥。而康里巎巎受赵氏的启发将章草的用笔形态更多地融合在今草书中，因此其草书古意特多，风貌迥异。

图十五 康里巎巎《谪龙说》

纸本 纵28.8厘米 横137.9厘米 无年款

康里巎巎书录唐代柳宗元诗文以赠友人叶彦中所作《谪龙说卷》（图十五），款署：

图十六 元·瞿智跋 康里巎巎《谪龙说卷》

彦中判府贤友，久不覩仆恶札，因草书《谪龙说》往。想展览之际，如相见也。康里巎再拜。

子山此作落笔轻灵而不乏劲健，迅捷而不乏沉稳，时见章草笔意，格调高古而富有新意。然其不足之处也时有出现，如点画起笔、收笔处由于过于强调速度感而流于单薄，缺少笔锋在行笔中应完成的顿挫，差少含蕴，精气外泄。诸如“少悦之”、“而不”、“复”等字，使转处过于仓促。然整卷的创作思想渊源仍是深得赵文敏《酒德颂》之意，也应是子山早年对赵氏章今融合思想的继承与运用，为其今后进一步开拓章草书打下基础。 卷后有元周伯琦、昂吉、瞿智，清永瑆四人题跋。元瞿智跋此卷（图十六）曰：

图十七 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卷》

纸本 纵35.3厘米 横63.8厘米 无年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高岛菊次郎氏寄赠）

章文简、孙伯昌氏所藏康里巎公为叶判府书柳河东《谪龙说》，判府乃伯昌外族而得之，余尝闻韩昌黎评刘子厚文：‘雄深雅健，崔、蔡不足多也，而子山平章书似公孙大娘舞剑器法，名擅当代，前后相去数百载而具美于卷中，展玩之如秋涛瑞锦，光采飞动，可谓妙绝古今矣。

图十八 张雨跋 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卷》

康里巎巎最具代表的章草书作品当属《李白古风诗卷》（图十七），此卷共十七行，计161字，所书内容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第十九首，后有文徽明、张雨题跋。是为康里氏章草书最精彩融合章草书成分最多的作品，将章草特有的波磔笔画夸张处理与今草笔法结合起来，与康里氏其它作品风格相比，显得更为高古。虽然子山没有临本章草《急就章》作品传世，但从其学书渊源来看，也一定曾经涉足会章草《急就章》，张伯雨跋（图十八）其后曰：

子山承旨书皆谪仙词，所谓二妙。……公既以李仙为法则，而其书乃一以皇象而下与诸君相比肩，其一代之杰作者矣。山人张雨。

张雨居杭州开元宫，与当时文士赵孟頫、杨载、杨维桢等均有唱和往来，因而虽隐迹黄冠道士之中，却列文士学人之名，被当世名士称为“诗文字画，皆为当朝道品第一”。张雨此言足以见证子山深得皇象章草之法，并对此卷给予高度评价“皇象而下与诸君相比肩”一句，似有与赵文敏不分伯仲之意。之后文徵明又跋曰：

此书出入规矩，笔笔章草，张句曲（雨）谓与皇象而下相比肩，信哉。一时人但知其纵迈超脱，不规摹前人，而不知其实未尝无所师法，观于帖可考见已。

子山此书风神潇洒，出入规矩，纯然一片天机，无法而有法，观其下笔之际点画自如，波磔皆有情致，通篇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这种超妙的表现形式，只有胎息于晋人萧散超脱的书风，才能心手双畅，登峰而造其极。此作“笔笔章草”而又超迈凡近，足见他对章草书深入学习而又为我所用的书学思想，如果说他所作的《谪龙说》是对子昂《酒德颂》的延续，此作则就是他自己个性彰显的代表。在康里巎巎受赵氏影响的基础上，追本溯源，借汉之章草突破赵氏藩篱。将章草和今草完美融合，既可见奔放不羁的今草笔意，又有古雅微存的章草笔致。通篇作品采用章草字字独立、绝少连绵的形式，饶有古意，用笔也更加精湛，使转处松动而畅快，较之《谪龙说》多了几分含蓄与沉着。笔者以为此作刻意夸张磔笔，用笔狼藉，犹如高峰坠石，入木三分，直接影响了天津博物馆所藏的宋克晚年临本《急就章》，后文有详细介绍，此不加赘。

（三）康里巎巎章草的得失及其影响

元代章草书的复兴，经赵孟頫的主张以及康里巎巎的推波助澜而得以盛行，康里氏的章草书在元中期颇负盛名，其书与赵孟頫齐名，世称‘北巎南赵’。然时至今日，二人中惟赵孟頫颇受关注，而对康里巎巎章草书的的研究和评价就颇显微薄。通过康里巎巎的作品，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不满于赵氏一统书坛的局面，在继承赵孟頫书学观点的同时，极力挖掘自己的个性并欲与赵孟頫分庭抗礼。大凡新奇风格形式的确立，都基于对已有的审美习惯和形式规范的改变。康里巎巎的书法，在很多方面都能表明这一规律。元初赵孟頫复兴章草独领风骚，习书者多以为宗，争相趋之，然大都直接师法赵孟頫，而不寻本溯源。但由于修养与功力都不及赵氏，而少有古意，既使是鲜于枢、邓文原、俞和这样的书法大家所书章草书，也不免于俗。而康里巎巎虽亦师承赵氏，但其作品中却异于常人，这在元代中期是为数不多的。这正是他广采博收，深入魏晋法度，直窥古人堂奥的丰硕成果。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康里巎巎与其他书家一样，兼善诸体，在章草上有贡献。其书较为圆润、流畅，盖因其“得晋人笔意”之故。

康里巎巎与赵孟頫二人的书学渊源很相似，其目的都是借古开今，以力矫宋人之弊为己任，所寻求的正是推陈出新、自辟蹊经的书学精神。康里巎巎的章草书法艺术，在元代中期书坛领异标新，不愧为“以皇象而下与诸君相比肩”者，显然他的影响也不亚于赵孟頫，傅申评价康里巎巎的行草书：

康里巎巎的书法具有一种清新活泼、纯净脱俗的神韵，流畅而不柔媚，平和而不单调，所有这些使他列于书法大家而当之无愧。

康里巎巎草书的最大特点就是今草与章草书风之杂糅，他借鉴赵孟頫的书学思想而上追皇象，并使古雅之外平添了洋溢的生命力，而神情超迈，点画历落，态度恢廓，展示了自己独到的书学造诣。他的书法别有一番新意，为元代中期的书坛注入新鲜的血液。作为元中期章草书巨擘，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不仅是“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的书学思想，还有从章草《急就章》中所获取的盎然古意，这些都是他欲脱去赵孟頫藩篱的表现。子山一出，使得书坛上的章草书风一改赵孟頫的面目，他一方面继承并延续前代的章草风格，另一方面又独辟蹊径，为章草在元代的中兴提供了契机。然康里巎巎的章草书虽努力开拓新径，但限于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的影响，其章草书没能形成有别于赵孟頫之外更为鲜明的审美形式，而未能宏逸。但他的书法对元末明初的书坛产生了影响，尤其对宋克书风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章 宋克——合章今狂而一炉冶之

（一）宋克章草的取法

宋克（1327—1387），生于元泰定四年，字仲温，一字克温，又号“南宫生”，别署“东吴生”，长洲人，卒于明洪武二十年，享年六十一岁。其好友高启撰有《南宫生传》，此文仅记录了宋克中年以前在苏州文化圈的活动。洪武四年（1371），宋克离开苏州赴陕西凤翔任同知，此后便踪迹不详，其间亦无作品传世。元代书家自赵孟頫复兴章草始，俞和、杨维桢、康里子山也都有一定的建树。而后的宋克没有仕宦天下的经历，其书法能有一定的成就与前代书家的艺术成就、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及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关于宋克的师承，如果将宋克在学习章草书上的艺术思想，与赵孟頫、康里巎巎比较，则不难判断三者皆为同一时代的必然产物，即都由复兴章草而演绎出来，以求突破在复兴的同时所面对的传统经典势力的束缚，力图借助更为古茂的书风以跳出旧传统形式的藩篱，至于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明初解缙在《春雨杂述》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其传授，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授业子山之门，介之以教宋克仲温。

此段话可以看出，宋克与饶介、康里巎巎等人有师承关系，他们的艺术思想与创作渊源的合拍，皆源自于赵孟頫复兴章草书风的影响。子山又直接师承赵孟頫，而宋克间接从二人取法，有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不过解缙这段话有一个疑点需要说明，黄惇先生质疑这段话中的“介之以教宋克仲温”，他认为：“同时代人书风有相近处，自在情理之中，但二人显然不是师生关系”。笔者赞同黄先生此观点，然而在复兴魏晋书风，追溯章草方面宋克与赵孟頫、康里巎巎如出一辙，如吴宽评宋克曰：“克书出魏晋，深得锺王之法，故笔精墨妙，而风度翩翩可爱，或者反以纤巧病之，可谓知书者乎？又云，仲温书索靖《草书势》，盖得其妙，而无愧于靖者也。”宋克一生留下的章草书法作品中，临仿作品很多，临《急就章》传世就有三本，与赵孟頫精心于此不相上下。

（二）宋克章草书风的转换

图十九 1371年 宋克临《急就章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纸本 纵20.3厘米 横342.5厘米

宋克墨迹本临章草《急就章》传世有三本。

其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371年宋克临章草《急就章》卷（图十九）。款署：

庚寅七月十八日（1371年），偶阅此纸，爱其光莹，遂书《皇象急就章》，计十纸共一千九百余字。行笔涩滞，不成规模，岂敢示睹作者，聊以自备遗忘耳，东吴宋仲温又识。

卷后有明代周鼎、孙延惠、朱之赤、项元汴，清代宋荦、铁保等六家题跋。其中周鼎跋其后言（图二十）：

仲温《急就章》，有临与不临之分。临者全，不临者或前后段各半而止，或起中段所至，多不全，若临摹则不能不自书全。予所见盖不可指计矣，独此卷全好可爱，第对临，欲规矩不失，故不有纵意处耳。最后，张芝、皇象二帖，则不临而自写也。

图二十 周鼎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克临《急就章》

图二十一 宋克《急就章》天津博物院藏

纸本 纵13.8厘米 横232.7厘米

宋克学习章草是根据皇象本《急就章》。此本是1371年宋克四十四岁所书，笔势连贯，用笔遒劲，风貌简古，通篇笔力精绝，章法森严。从他“聊以自备遗忘”的初衷，且又“甚喜此纸”，足可知此本应为宋克精心之作。此作以十纸相接，书艺臻至绝伦，除本身艺术价值外，这件作品对章草书《急就章》的释文，及文字脱落佚误的校勘等都具有重要贡献。

其二，洪武二十年(1387），宋克临章草《急就章》卷（图二十一），文不全，从“瀆乐”开始，款署：

洪武丁卯六月十日临于静学斋。

此卷作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为宋克六十岁作，用笔率意自如，融合今草笔意，笔迹往来清晰，点画粗而不肥，丰润饱满，字势左右回顾、上下呼应，气势恢宏，经营合度，浑脱中寓以轻灵，狼藉中气脉通畅，形成古体章草的新面目。相比宋克四十四岁写的故宫藏本《急就章》，更为圆浑、率意。晚年宋克临《急就章》不刻意点画的形态，只注重点画之间往来的精神流露与围际空间的澄明。这件作品深受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的影响，在通篇的意境和笔法风格上，两件作品都可做以比较，尤其磔笔与之相近。

宋克所临写的《急就章》，据周鼎所见者“不可指计矣”。观其传世作品中，一部分忠实于原作，与皇象碑本相较，“惟波撇小异耳”，可以看出他对章草学习的功夫至深。另一部分在保留章草笔法的传统特征外，纵意所如，不规模形式，唯见神采，以致他最终创造出来的风格“不知运笔之有神，而妙不可测”的强烈个性面貌。王国维《校松江本急就篇序》：

明正统初，吉水杨政得叶石林（梦得）所摹皇象章草本，刊于松江，又以宋仲温所摹者，补其阙字，顾三百年来小学家都未之见。

杨政得叶石林本后，又重刻于松江，并用宋克写本《急就章》中字补叶本中残缺处。因此，松江本《急就章》，是今天所见内容最全的范本，这已经足见他在章草上的成就。

其三，北京市文物局藏本，书写时间不详。此本为册页，首段至“比伦”后缺，未分章节，卓定谋旧藏，启功先生认为是明初书家临本。

赵孟頫复兴章草《急就章》，而宋克承其余绪，使得章草在元代书家创作中得以宏逸，达到复兴的高峰。讨论赵孟頫对宋克的影响，最具代表的作品应是宋克《录赵孟頫兰亭十三跋》，此卷是宋克所书的“杂体卷”，即集楷、行、今草、章草于一卷。近乎《魏三体石经》、传赵孟頫《六体千字文》。但这两种法帖都是以不同的书体重复写同一内容，而宋克则是抄录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的内容。全卷分十三段，有的是临仿原作，如“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一则；有的是以章草书出之，如“ 兰亭帖当宋末渡南时，士大夫人人有之……”一则。这件作品既表现了宋克师法赵孟頫书法的深入程度，又表现了突破赵氏牢笼的强烈意愿。

图二十二 1349年宋克《进学解》纸本

纵31.3厘米 横46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克草书《进学解卷》（图二十二），是他二十三岁时所作，款署：

时至正己丑七月二十八日，东吴宋克书于南宫里。

此卷内容为唐韩愈名篇。书于“至正己丑”（1349），书法体势开放，纵逸奔肆。字字独立，点画带有隶书、章草的笔意，独运匠心。如“千”、“张”等字，筋骨强健，用笔洗炼沉着，挥洒自如，变化多端。行间布白一气贯通，生动而有情趣。后世高二适的章草书风即为宋克此类书风的延续。在元代复古书风的笼罩下，宋克不拘泥于时风，在艺术风格上清新洒脱，别有旨趣，体现了宋克师古出新的艺术革新精神。

宋克三十四岁（1360年）时的作品《唐宋诗卷》（图二十三），用笔已较为成熟，行间气脉贯通，气势连绵。其款署署：

图二十三1360年宋克唐宋诗卷

纸本 纵49.9厘米 横27.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至正二十年三月，余访云间友人徐彦明，盘桓甚久。彦明以卷索书，为录唐人歌以复之。等下醉馀，恣意涂抹，丑恶顿露，胡能逃识者之指目哉。东吴宋克识。

此卷行笔酣畅淋漓，似山涧清泉，潺潺欲下，用笔以晋人笔致出之，风流蕴藉，不失古意，结构谨严颇有意味，深得阁帖之妙。

（三）宋克章草的继承与创新

图二十四 宋克《杜甫壮游诗卷》

纸本 手卷 纵28厘米 横600厘米

宋克一生不断精研章草，多件作品都表现出他欲将赵孟頫、康里巎巎、饶介所开创的杂体书风，扩而大之，体而深之，从而演绎成更纯粹，更超然，气象更大的章草体的古为今用的思想追求。其代表作《杜甫壮游诗卷》（图二十四）最能体现宋克的这种艺术思想，款署：

右杜子美《壮游诗》，东吴宋仲温书于广平之草堂。

北京嘉德拍卖公司2009年秋拍现场亲见此书真迹，令人叹服不已。我们可以看到，全卷墨色古雅，技法精湛，用笔自如、结字飞动、神采四溢，乃是围绕于他借章草书风而别开生面的审美取向。内容是唐杜牧诗文，书写年代不详，私人收藏。作品所流露出来的艺术感染力最能显示出其艺术思想，比之赵孟頫、康里巎巎都来得更加强烈。这种“混杂体”被宋克演绎得更加纯熟，更具说服力，用笔的豁达磊落，章法的紧密洞达，造成了左右相顾、浑然一体的视觉冲击力。用笔磊落而风骨犹存，章法紧密而气脉连贯，这便是宋克此作的风格特征。由于宋克有借鉴赵孟頫、康里巎巎的优势，又以狂草为参照，因而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于右任跋此卷云：

以仲温之天才，决非月仪豹奴等帖所能拘束，而欲创为大草，则不得不求材于今狂，此《壮游诗》写法之所由来也。故此种草书，谓之为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则可，如谓为章草，则误矣！当章草消沉之会，起而做中流砥柱，故论章草者，莫不推为大宗。

图二十五 商辂跋宋克《杜甫壮游诗卷》

宋克书法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作品中所洋溢的迅疾与豪放，在技法上将章草灵活运用到草书中，却又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宋克已清楚地看到，自赵孟頫提倡章草复兴以来，章今融合的这一创举，经过康里巎巎拓展，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失却了王羲之笔法的精微和皇象章草的浑厚。所以他一方面以赵、康里为取法对象；另一方面强调在笔法、结字上的精神表现，因此“合章今狂而一之”成了他长期实践的理想。通过实践努力，宋克书作中无论章草、今草、狂草其融合都十分紧密而自然，且通篇气势连贯、饱满。正如于右任说宋克“决非月仪豹奴等帖所能拘束”，他一生于章草一体的深入，随着阅历、修养的增长而越来越成熟，从其不同时段所临《急就章》的差异，即可知宋克的借古开今之意，这都是他为“欲创为大草”而做的准备工作，他不规模前人，在深入古人的同时去寻求自我的表现方式，作品中充满了企及超越前贤名家和开宗立派的思想。终究他的创意被后人接受，使章草于消沉之际，勃然复兴，“起而做中流砥柱”，明代中期商辂（1414—1486）曾收藏此卷，并跋其后（图二十五）曰：

图二十六 沈度《朱熹感寓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宋克字仲温，生当元季，流及国初。其书鞭驾钟王，驱挺颜柳。莹净若洗，劲力若削，春蚓萦前，秋蛇绾后。远视之，势欲飞动，即其近，忽不知运笔之有神，而妙不可测也。……自开辟以来，书法之神妙，唯晋羲之一人，羲之之后，能继其高风者，余亦曰仲温一人而已。得是卷宜珍藏焉，淳安商辂跋。

由商辂这段评语看来，足见宋克在当朝影响之大，倍受英宗赏识，言其“当代羲之也”。商辂较为详尽地评述了其艺术审美特征，即“莹净若洗，劲力若削”的用笔内涵，其字皆映带而生，上呼下应，大小皆宜，“势欲飞动”，如董香光论用笔：

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用笔如太阿剸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

“太阿剸截之意”正与商辂所言“劲力若削”相合辙。而积蓄了无穷变化的“春蚓萦前，秋蛇绾后”，即指笔势有来有往，气势连贯而绵延不绝。宋克师法赵孟頫而不被其所囿，在前人宝贵的艺术理念指导下“合章今狂而一之”，以常人不易关注的形式，积极大胆地取精用宏，冲破了元代赵孟頫一统书坛的格局，形成了独具强烈感染力的艺术风格。

由《录子昂兰亭十三跋》、《唐宋诗卷》以至风格极具成熟的《杜甫壮游诗卷》，宋克作品所表现出的千差万别的多样性和不可重复的随机性，都与前人的启发以及其个性修养密不可风。

（四）宋克章草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元代书坛，在赵孟頫倡导章草复兴的影响下，使得章草体得到延续，赵孟頫在章草中将今草、行书融合，首创了如《与山巨源绝交书》之类的混杂书风，而此风一开，直接影响了康里巎巎，而子山再一次打破赵氏的格局，将章草与今草更多的糅合在一起，《李白诗卷》以更为强烈、鲜明的风貌出现，至元末宋克出现，更进一步拓展了章草书在今草书中的融合成分，以其超迈的性情创造出更为新颖的形式。饶介曾有诗赠宋仲温曰：

谁能怀邃初，心焉悟皇颉。

闭门工造车，出门即合辙。

古人有成言，得之尽毫发。

流形归自然，万古字不灭。

将同造化功，岂独在书决。

宋克劲利的书法风格在元末明初的书坛占有重要的地位。华亭的陈壁最早受其影响，尤其在章草融入狂草方面犹为明显，但其比之宋克更多了曲线的运用，看似韵律有余，实则削弱了整体宏大奔放的气势，是其所失也。其后沈度、沈粲两兄弟亦追慕宋仲温，努力效仿，得到永乐皇帝极大的赞赏，称“吾朝王羲之”。宋克所创“合章今狂而一之”的混合体，有鲜明的个性，同时在自己的作品中依旧存在着赵孟頫、康里子山的元素，这些都是作者与他们生活于同一历史时期造成的。宋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赵孟頫之后，风靡一时，追摹者颇多。以明初书坛沈度、沈粲二兄弟的书法为代表有明显的效法宋克之意。

沈度（1357—1434），明代书法家，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人。与弟沈粲皆擅长书法，藏于秘府，被称为“馆阁体”，为明代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作《朱

图二十七 沈粲《梁武帝草书状》

《熹感寓诗》（图二十六）受宋克《录子昂兰亭十三跋》形式的影响，融楷、行、草、章草几种书体于一卷，但由于其学力不及宋克深厚，用笔多有刻意，如“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玄中”两行章草体，看似章草书，实则纯然行草笔意，章草书中古隶笔意已经荡然无存，与仲温不可同日而语。

图二十八 沈增植章草书

沈粲（1379—1453），字民望，号简庵，华亭人，为沈度之弟，丰坊《书诀》称其：“学宋克而得锺（繇）体，大非其兄所及，”时人称为“草圣”，名擅一时。他的《草书状》（图二十七）与沈度如出一辙，笔笔遒劲，波磔奔肆，通篇章草与今草相杂，深受仲温影响，然终因用笔不得古法，而流于俗媚。明以降，诸如“二沈”之辈者时有出现，伴随着帝王的书法好尚，“二沈”书风风靡明初朝野，在章草书法兴盛的同时，也显出强弩之末的式微之势，致使混融章、今、狂于一体的变革虽显得慌率、怪诞，格调亦是难以高古。但这也能反映出彼时人们已经不满于以赵孟頫为宗，彰显出求新求变的意识，值得后人深思。

当代我们仔细考察章草的历史发展，在元代和清末民初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章草复兴，前者不足之处在于不知汉风，妄以“今草”法掺杂，丧失了古章草真率古拙之风神。而清代由于大量汉简文物的出土面世，书家对古趣的追求和创造性发挥，使得章草在消沉数百年之后，终于获得重大进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章草书家，如沈增植、王蘧常、高二适等。

图二十九 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盫，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清末民初学者、书法家，生于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卒于民国十一年，享年七十三岁。书法对魏晋致力尤深，长于章草，他在《松江急就章跋》曰：“松江《急就》决为唐临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古体章草的认识极为精微，又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曰：“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是对古今书体的深刻体悟，流露出极强的厚古薄今的学书思想。我们再看沈增植的章草书（图二十八），点画古拙而遒劲，空间错落缤纷而不失澄明，整体凝重而饶有古意，这些都源自于他对古体书风精微的体察与深入的学习。其书体势恣肆跳宕，奇态横生，技巧与艺术构思的完美结合，观之令人在混茫荡漾的律动中发现艺术规律，引人发无穷的深思，可代表清末民初之际，书家对古体书风的再次回归。总之，此时的书家学习章草书，摆脱了元代的章、今草体融合的风尚，开导了全新的书学理念，直追汉代古风，继往开来。

王蘧常（1900—1989），嘉兴人，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他直接师承沈曾植，受沈曾植书学思想的影响。沈增植曾言：

凡治学，务去常蹊，必须觅前人敻绝之境而攀之。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

“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这一学书理念正与陆友仁所谓：“赵子昂学士，尝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参考十得八九，盖右军草书，本出于此。”遥相呼应。于此，我们钦佩沈寐叟的书学观。王蘧常出而继之，精心研究出土面世的汉简，深入观察篆、隶的内在联系。沈增植、王蘧常师徒二人，以篆隶为根基，直接取法汉代古体章草书，表现出古拙而率真的审美意趣。

高二适（1903－1977），清光绪二十九年生于江苏东台县，初名锡璜，后易为二适。章草取法宋克，气韵较之清雅别致。他所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图二十九）一书对章草书的认识比之前人更加深入。此书探寻隶、草的演变过程，以力矫前人的讹误，他所作《题怀素<自叙帖>》诗，谈及了自己对章草书的推崇：

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

怜渠悬之酒肆间，只恐醉僧亦不晓。

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

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皇皇。

此诗简明扼要的说明草书本出于章草，对张芝、皇象的章草书推崇备至，大有厚古薄今之意。他的章草书笔力遒劲，行笔流畅，深有古意，不落凡俗。

纵观书法发展史可知，每个时期都有一些书家不断发展新的书法面貌，到了一定的时期，一些书家总会从更为古老的传统中寻求新的发现。宋代帖学的尚意，其实质对古代经典的学习已不是特别用心，以致出现南宋书坛没落的局面。元代不仅仅反宋人之失，甚至以为唐代都不足取法，于是上追魏晋，更远的探求王羲之之前的汉代章草书，就是这样的思路。草书的古体就是章草书，沈增植在《海日楼书论》中曰：“《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今隶今草也。”而元代书家学习章草书，皆以魏晋笔法逆追古体章草，右军父子所作又为“今隶今草”，梳理他们的经验，对今后的创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元代章草书的复兴，若论历史影响，首推赵孟頫，但若综合地看，能够在章草方面继承并开创新的蹊径者，惟宋克一人。他的出现，标志着章草书复兴达到一个历史的巅峰，“羲之之后，能继其高风者，余亦曰仲温一人而已”。商辂此语并不过分，纵观元代的章草书，宋克与同时代的章草书家相比，确乎出类拔萃，且在彼时就已负盛名。正是宋克的身体力行，使章草书得以中兴，把章草书的简约、古朴之旨融入到狂草的奔放不羁，且发挥到极至。如《杜甫壮游诗卷》这种风格的作品，开启后世由章草向狂草融合的先河。宋克草书的成就，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章草体古为今用的根基与趋向，既是自赵孟頫以来复兴章草而结下的硕果，同时也是“当章草消沉之会”，起而振兴，而被后人“推为大宗”。宋克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时代背景、书坛交际、个人才识及审美观念都有必然联系。

结 论

艺术家形成独立的艺术思想，需经过漫长的过程，其与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地理环境、哲学观念、师承交游等因素紧密相关。同时，艺术家的性格也是决定其艺术思想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书法的时代风尚，是时代审美心理在书法领域的反映，是一个时代总体的书法风格倾向。古代的书法范本大都借助于摹本和拓片，名家墨迹难得一见。正因为古代的流行书风严重地受制于物质条件，书法家才势必努力借古代经典来改变时风。因此，我们很容易找到章草在元代发展的清晰脉络。了解元代章草书法所不能忽略的是其特定时代背景和士大夫的特殊地位，正如赵孟頫以其精湛的书画艺术得到元世祖的恩宠和朝野的认同，荣际五朝，官居一品，方才使得元代绝大多数书家争相效仿。

赵孟頫流行于世的诸体中，惟章草未能宏逸，不无遗憾。但他能在章草数百年无人问津的情况下，使之复兴，已然功不可没，康里子山承其余緖，将章草更多的融入今草书中，为章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赵氏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书学思想基础上，元代书家融合今草书体，丰富了章草体的形式。在赵氏倡导以及康里巎巎继承与发展之后，宋克更好的积累前人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掌握前人规律的同时，又将狂草书风融入章今混杂的风格中。由于赵孟頫、康里巎巎、宋克三家有明显的共性，以章草为研究对象，在元代形成了一支较为清晰可见的章草书风流派。

元代章草书风的发展亦有其历史局限性。赵孟頫、康里巎巎、宋克学习章草书皆以楷法为根基，最多也只是以右军今草作为体参考来逆推章草笔法，即他们的根基已然是今体了，虽然也能做到古为今用，但事实上他们的笔法跟汉代人书写的状况已截然不同。倘若站在大的历史角度来客观评价元代章草书的贡献，那么“古”和“今”的融合则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他们入古深入而别开生面。而他们的局限性就在于“今草”成为时代的主流，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探求没有真正古体做参照的“古体”，这种局限就是整个元代学习古体章草的根基。其后，王蘧常、高二适等近代章草名家的涌现，使得章草一体的传承在青黄不接之时再一次振兴。总之，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艺术风尚和审美趋好造成艺术风格的差异。元代诸多书家在复兴章草书上的努力，使章草艺术得以薪火相传。今就个人粗略认识而论述，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静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