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如云，个个心高气傲，但都对这位大师推崇备至

　　1925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院，最先聘请的大师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国学大师。但章太炎心气太高，没有同意，梁启超就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了陈寅恪。

　　当时的陈寅恪还没有名气，曹云祥就问：“这个人是什么文凭？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说：“没有文凭，也没有著作。”

　　曹云祥笑道：“没有文凭倒无所谓，但连著作都没有，这样的人聘他来干什么？”

　　这时，梁启超说了一句：“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三百字有价值！”

　　正是这句话，奠定了陈寅恪在学术界的至高地位。

　　说起陈寅恪的家世，可谓风光无限。爷爷陈宝箴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文韬武略世所罕匹，曾任湖南巡抚，主张维新变法，名重一时；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跟谭嗣同等人并称“晚清四大公子”，名动天下。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遍览群书，涉猎极广，曾留学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精通十多门外语，一向眼高于顶的傅斯年对他甚是推崇，声称：“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但这样的超级学霸，却连一个文凭也没混上，这是怎么回事呢？陈寅恪的解释是这样的：“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可见，陈寅恪追求的是广博的学问，而不是一张单薄的文凭。这不光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是特立独行的。

　　在西方各国的游学生涯中，陈寅恪发现，在世界所有的文化当中，中国文化的地位是极高的，然而在现实中却完全相反，还没有人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不光是国外，甚至连国内的文化界，也都在大力批判传统文化。这让他很是痛心，于是决定回国，立志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陈寅恪涉猎极广，遍及历史、文学、宗教、民俗、语种、服饰、饮食、建筑等等十多个领域，且任何一个领域都足以让相关的教授汗颜，他曾声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每到上课的时候，不光是学生没有逃课的，连很多教授也都来听课，如吴宓、冯友兰、朱自清等等，陈寅恪也因此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

　　有一次，讲到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竟把葡萄酒的原产地、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国如何发展都讲得头头是道，各种年代、数据分毫不差，让学生和教授们大呼过瘾。

　　在当时的北京学术界，有“本土派”和“留洋派”两大阵营，互相看不起，本土派觉得留洋派不懂中国国情，都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而留洋派则认为本土派目光短浅，方法落后，早都落伍了。不过，只要一提起陈寅恪，这两派就立刻竖起了大拇指，没有人敢小瞧他，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

　　陈寅恪的教学方法也是不拘一格，上课从不点名，也不考试，即使到了学校规定的大考，也是敷衍了事，考完随便打个分数，没有不及格的。因为在他看来，考试不是考量学生学问的好方法，应该在平时就对学生的水平有所掌握，做那么多考题，还不如写一篇论文更能体现学生的水平。

　　这其实也体现了陈寅恪对学问的态度。

　　有一次，清华中文系招生考试，让陈寅恪出题。陈寅恪没有像别人那样出满满一大张考题，而是别出心裁，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道题：对对子。上联是三个字：“孙行者”，下联也要求是一个人名。结果考生们各显神通，有对“祖冲之”的，也有对“王夫之”的，还有位考生对的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胡适之”（胡适，字适之），让陈寅恪大为赞赏。

　　陈寅恪可能对对联情有独钟，经常出个对子。比如在清华时，四大国学导师中，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曾教末代皇帝溥仪读过书，于是陈寅恪就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送给学生们，恰当之至。

　　还有一次，在西南联大时，因日本飞机经常来空袭，只要飞机一来，师生们便纷纷往防空洞跑，只要进了洞，就安全了。于是，陈寅恪又作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以苦为乐，贴切之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危在旦夕。这个时候的陈寅恪，因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脱落，医生劝他赶紧做手术。但做完手术要休养很长时间，陈寅恪为了避免落入日寇的魔爪，毅然放弃了手术，最终导致右眼失明，左眼也视力低下。

　　除了视力受损，在逃亡的途中，陈寅恪多年来收集的图书资料也毁于战火。相比视力，这些图书资料简直就是他的生命！

　　然而，陈寅恪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更凭着惊人的毅力，在几乎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两部不朽的学术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一次，因缺医少药，陈寅恪病入膏肓。邓广铭去看他，陈寅恪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我快不行了，但我现在还不能死，写不完这两本书，我绝不能死。”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陈寅恪竟然真的好了。或许是他真的感动了上天，让他把那两本书写完。

　　后来，陈寅恪说：“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到了1944年底，陈寅恪的左眼也失明了。牛津大学曾邀请他赴英讲学，并顺便医治他的眼睛，可惜因为种种原因，终究没能成行。一代不世出的国学大师，就这样永远失明了。

　　后来很多人回忆说，陈寅恪未失明时，讲课讲到精彩的地方，会深深地闭上眼睛，回味好久才睁开，而等他失明后，他的眼睛就再也没有闭过，总是睁得大大的，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却像是一切尽在眼中。

　　陈寅恪对讲课极为看重，有一次，因日寇扫荡，陈寅恪的课也被迫停掉了。但有一天，一个学生胡守为来到他家，想听他的课。当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得知后，马上起身到里屋换上干净衣服，极其郑重地给唯一的学生讲起了课。后来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感慨地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1948年，北京物价飞涨，陈寅恪的工资已不足以支付家庭开销。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听说后，要送给他一笔钱，但陈寅恪坚决不要。胡适最后提出用这些钱来买他的书，这才答应了。拉书那天，陈寅恪坐在椅子里，久久不语。在他心中，书就是生命，但如果让他不劳而获，却比要他的命还让他受不了。或许，这就是那一代读书人的风骨。

　　陈寅恪的夫人名叫唐筼，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两人的相识，还有一段很传奇的故事。

　　1928年，陈寅恪跟清华校友郝更生聊天，郝更生素知陈寅恪学问渊博，就问他“南注生”是什么人。陈寅恪说，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又问郝更生在哪里看到的。郝更生说是自己的女友的一位朋友，有一幅字，是她爷爷留给她的，署名“南注生”。

　　陈寅恪对这幅字很有兴趣，就让郝更生帮忙联系，亲自去看看。因此，陈寅恪与唐筼因这幅字而结缘，并最终喜结连理。

　　陈寅恪与唐筼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艰难的一生，在1955年的结婚纪念日上，陈寅恪专门写诗道：“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其恩爱之情，皆诉诸笔端。

　　陈寅恪对妻子极为敬重，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病逝世。45天后，唐筼也追随而去。临终前，她对女儿说：“你们父亲的事已经料理完了，我也该去了。”

　　因当时的特殊环境，陈寅恪的墓地一直没有得到保护，直到2003年，才跟妻子唐筼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墓前，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十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十个字，是陈寅恪送给王国维的，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