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民立命----- 读《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有感

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1934年生于辽宁，后随家人迁至台湾。1970年开始长期执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历史系。就其学术思想来讲，虽然林毓生是自由主义“健将”殷海光的弟子，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持盲目反对态度，而是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按照林氏自己的说法，1975年是他思想成长过程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林氏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构建比较思想史的基础，而这之后，林氏的思想则更多地回归到关怀中国思想文化应往何处上来。这本《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收集了1975年后作者的不同类型的文字，书中的很多观点对于今日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前瞻性指导作用。

因为本书是作者的文集，故严格来说不具有很强的连贯性，甚至可以说很分散。当然这只是就内容而言，实质就思想而言则恰恰相反，即思想上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按林氏的说法，“基本上本书所提出的是一些有关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意见。这项工作在于引进有用的西方理念与思想方式而不被其所蔽。我肯定了五四运动所揭示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但，我却对五四思想的实质内容与思想方式的许多方面做了严格的批评。”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由四篇理论性文字组成，主要析论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几项重要理念价值及其关系。第二部分包括三篇析论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历史成因与涵义以及与其有关的一部分道德保守主义的历史困境的英文论文的中译。第三部分有四份内容不同的访问稿与一篇论及台湾当前文化发展的短文。另外一篇是以一个具体的实例说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精读原典的种种。第四部分包括四篇文字。前两篇论述作者的老师殷海光先生的志业与他未竟志业的现阶段应有的进展。后两篇则是介绍海耶克先生的风格。最后一部分包括两篇析论作者所敬佩的两位文艺作家的人文精神以及他们的创作在思想上的意义。另外一篇为新生代政治人物而作，使中国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获得实质的进展。最后一篇是作者对几位当代新儒家的一些简要的看法。由于作者思想实在深刻，且本书内容实在宏富，而笔者自身学识水品有限，自知不能涵盖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所有思想，故笔者将只就个人有感触的内容进行分析，不到之处望读者指正。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伊始，作者便论述了如何重建中国人文。在作者看来，“人”的身份本身决定了我们对自己要有特殊的要求并且要肯定人的价值、找寻人的意义。然而我们中国人文却出现了危机，即权威的失落。这种权威是让人心悦诚服的权威，不是指强制性的权威。关于这点，我很是赞同。笔者在上课的时候，也曾听闻老师不满，认为中国的权威思想太重，导致科学研究的迟滞。我想，老师口中的权威绝不是让人心悦诚服的权威，他所指的权威大抵是社会身份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不会促进我们社科的发展，相反如同那位老师所言，还会很大程度上迟滞我们社科的发展。从林先生发表本文至现在，多少年已经过去，现实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当然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动一般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林氏在他的文章中也说过，我们国家思想文化界的转化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所做的，是要为这种创造性转化启蒙。从此也可看出，林毓生先生那高尚的人格和“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情怀，十分令人感动。中国人文内在的权威失落了，是否就可以直接用外来的权威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作者认为，外国人的著作很少真正对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微之处，对我们中国文化的苦难，对我们中国文化的起承转合、非常复杂的过程，与因之而产生的特质，有深切的设身处地的了解，同样地，我们中国人也很难做到对外国文化有那样设身处地的了解。把一个文化的一些东西当作口号是相当简单的，但口号式的了解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这种口号是一种很做作的、不自然的、反映我们内心问题的假权威，而不是真权威。关于这一点，笔者也很赞同。前段时间学校请来一位学者做讲座，他的主题是“西方看中国的困境”，其中也提到，很多有名的汉学家其实对于中国是无法研究得清楚的，这根源于东西方文化深层次内涵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一种“支援意识”，会左右我们做出判断。当然他也说，我们中国人也很难弄清楚自己的文化，所以外国人有疑问也是情理之中。如此，我们自己失去了权威，也不能很好地借用外国的权威，该如何选择未来呢？林先生提出要重建我们的人文，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比慢”。可以说，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都非常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得骄人的成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危机。很多仁人志士都提出，我们现在的社会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人性面临着一次次的拷问和质疑，人人都想成为经济领域的百万富翁。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大学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几乎所有人上大学都是为了就业，把知识的象牙塔变成了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各种论文造假之事也不少，看起来每个人都很焦躁，每个人都想节约时间渴望成功，但事实却是每个人都几乎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在不喜爱的领域，做着不喜欢的事情荒度光阴。而这种情况，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看来我们中国人已经焦虑了好几代都没有进步。由此可见，林先生所倡导的“比慢”在今天都非常重要。他认为“比慢”精神会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所常犯的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毛病，过分自谦，甚至自卑，要不然则是心浮气躁，狂妄自大。但目前的现实是，各种绩效和速度似乎在推着大家快步向前，如果有人慢下来，就会面临淘汰。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很难孕育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成功，中国人长期以来很难问鼎诺贝尔重要奖项，也与这种整体的“快”有极大的关系，按照某老师所言，我们缺少对失败的保护，所以很少有人敢尝试失败，难道成功不是无数次失败造就的吗？林氏提出，人文重建应持“特殊”与“具体”的观念。这种观念能使人产生设身处地的同一之感，能使人感受到他人的感受，当从事人文活动时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这个活动就比较有生机而不是口号的和形式主义的。笔者认为，林先生所说的应该是“移情”。这项本领在历史研究中尤为重要。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设身处地的从历史时空思考问题，那么他的研究基本是徒劳。

上面林氏论述了中国人文的重建需要权威的存在，那么，寻找权威与五四以来宣扬的自由是否是矛盾的呢？林先生指出，一个人必须在实质层面真正得到启发，才能对人生的意义产生清楚的自觉、对生命的资源产生清楚的自知，才能获致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经验。由此可见，真正实质层面上的启发，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需要指引者才能获得。而这个指引者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权威。故而权威是引导自由的引路人。也因之作者才会说，我们应尽快培育与建立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所需要的“心安理得的权威”。但假若我们一味沉湎于幻觉之中，以为打倒我们厌恶的“权威”便可获得个人的自由，甚至以为一切权威都与自由不能相容，所以不能够也不愿意正视心安理得的权威与个人自由的正面关系，那么我们将无法获得个人的自由。作者进而论述道，人只有对生命有清楚的自觉、对生命的资源有清楚的自知的时候，才能发展内在自由，他才能依据生命的自觉及其资源，以自由意志去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经验。所以总结看来，作者对于五四全盘否定权威是持批评态度的，相反，他认为获致自由的前提是建立心安理得的权威。就笔者而言，对这个观点也是同意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人既不学习又鼓吹自由，实在令人可笑。更有甚者，不了解异文化亦不学习却对其大加辱骂，举着实现自由民主的旗号，简直愚蠢。权威的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就我国现阶段所提倡的法治，林先生也有论述。今人看来在中国实行法治的确需要一段路要走，同样在前人看来亦是如此。林先生分析了为何中国的法治之路如此艰难的原因，他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繁复的问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思想各方面的原因。但从思想史的观点出发，其根本原因涉及到中国没有政教分离的传统，以及“天人合一”、“尽心、知性、知天”所蕴含的“内在超越”的观念，究竟其意义何在？其社会含意是什么？这一点也很好理解。我们国家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家天下”，没有民主法治的意识，基本延续着一种“朕即国家”的传统，虽然会有王朝的更迭，但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当皇帝的是受了“天命”，与自己基本没什么关系，因为皇帝不需要对百姓负责，只要对“天”负责就好。另外，中国社会长久以来是血缘宗族社会的结合体，这种以血缘家族为中心的社会主要以“情”为纽带，而不是法治。林先生是自由主义者，因此他对自由社会也情有独钟。他说，自由的社会是最有生机、最少浪费与最有组织的社会。要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首要之务是建立一套法治的制度，但法治绝不能由急剧的革命方式产生，没有法治，当然绝不可能有实质的民主与自由。所以就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建立起人文的权威，同样地也没有真正实现法治，民主与自由的那种社会自然也是在路上。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讲，最好的制度应该如某老师所说---“开明专制”，这样比较适合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却整体素质普遍不高的社会。按照林先生的说法，民主国家的公民需要独立的判断力，无论他们参加竞选、投票或其他种种形式的政治参与，这一切都应以个人的独立判断力为基础才有意义。很明显，我们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

最后，笔者想谈谈林先生对人文学科的几点建议。他强调一种不以考据为中心目的的人文研究。林先生认为人文学科是主要研究人的学问以及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学问，这种研究要了解三方面的内容，即人是什么？人活着干什么？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人文研究的中心目的是寻找人的意义。这几点对于今日我们人文学科的学者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我们不至于偏离人文学科所应在的轨道。林先生亦提出了史学研究的意义，这一点令笔者十分感动。他说，史学研究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并进而促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丰富而有意义的人生，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丰富而有意义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成为一个丰富而有意义的时代。这几句话似乎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呼应，又像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诠释，总之，让人读来十分感动。

当然最终本书还是得回归其主题，即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先生提出，对文化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首先要具有对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洋文化传统真正实质的了解，也就是对这两个文化传统的来龙去脉要有深切的历史认识，同时对中西经典著作要有敏锐精微的了解。同时他也警告道，从事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所切忌的是：无谓的论争。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大多学识与思想根基太单薄，再加上深受传统一元论思想模式的影响，所以，在思想层面，一开始就把事情看得太浅、太简单；正因为把事情看得太浅、太简单，所以思路从来“不会”堵塞。最后林先生总结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合理、合乎人道的新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和中国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缺一不可。然而，“创造的转化”又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不再陷入“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与一些新儒家们在传统里找安慰的窠臼。希望我辈可以在前贤的指引下，继续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