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现今还活跃在世界上的文明，肯定有它除了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外的明显优势。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先生将这些优点总结为三个“道”。
一是在人格理想上建立了君子之道。每个民族的人格理想不一样，有的是先知，有的是英雄，有的是绅士，有的是骑士，还有的是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孔子用找对立面的方法给君子进行了定位，并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做君子是我们的祖先对我们最高的文化遗嘱，我们宁可做一个失败的君子，也不要做成功的小人。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概念。到现在为止，现代人文科学这么发达，还没有词汇能全面替代它。
二是在行为方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君子有一整套自觉的东西，小孩子不懂，好多农民不懂怎么做君子。我们的前人很厉害：你心灵上做不到，行为方式上可以先做到，于是规定了一整套行为方式。比如，小孩子在不懂得孝的概念的时候，让他学会给自己的父母请安。先学会这个动作、仪式、语言，至于孝的重要性，他长大以后或者读了很多书以后会理解。在马可波罗之前，有个传教士来到中国，对中国的礼仪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三是在思想方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由于“庸”在语言文字上容易跟“俗”联系在一起，所以许多人认为它是不好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快的观点，没有明确的是非，没有快速的判断，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很“中庸”。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中庸之道是一个非常好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极好的方法论上的哲学。其核心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它认为在两个极端之间，一定有一条合适的、恰当的路。为什么中庸之道在中国深入人心？因为古中国是农耕文明，农民的思维是根据季节来种植庄稼，并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太多极端性的结果。后来由于有《周易》《易经》，再经过孔子的哲学概括，中庸之道就成了中国流行的思维方式。
本文作者刘承波（左）采访后和余秋雨先生合影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华文化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余秋雨先生将中华文化的缺点总结为三个“缺少”。
一是缺少公共意识。中华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我们的君子们努力的方向主要是朝廷和家庭。对朝廷，用的是忠；对家庭，用的是孝。连在一起，忠孝两全就可以了。殊不知，在朝廷和家庭之间，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中华文化没有关照，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很少涉猎。比方说，外国朋友对中国旅行者既爱又恨，爱的是高消费，恨的是随地吐痰、高声喧哗，还有的人家星级宾馆大堂里打牌。你能说他没有道德？不能！他主要是缺乏在公共空间生活规范训练。由于历代没有关照，所以我们肩上的责任特别重。
二是缺少实证意识。欧洲的文明经历了科学主义的时代，中国没有。我们总是拍着脑袋想问题，对谣言特别钟爱，受谣言的伤害也特别大，对于真实性缺少控制力、监督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有了实证意识。遗憾的是，我们要成为文化人，在文化根源上还缺少实证意识。
三是缺少法制意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是武侠小说、武侠电影等。武侠讲的是江湖，而江湖是远离法律的地方。（文/刘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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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余秋雨，1946年8月出生，浙江余姚人，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我国著名文化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艺术理论家；曾任上海市策划顾问、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曾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鲁迅文学奖等；是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世界华商大会、全球企业家峰会的首选文化演讲者，是公认的在全球华人社区影响力最大的极少数作家之一，其书籍销售量长期位列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代表作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国戏剧史》等。
【作者刘承波，笔名奚流，号东湖居士，70后，现为东湖讲堂总经理、总编辑，22年新闻记者职业生涯，著有《波澜不惊——刘承波新闻作品选（199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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