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富差距惊人，财政政策全面改革刻不容缓！
文 ? 漫谈群侠
改革开放近四十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大批国人迅速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人均每天消费不足人民币10元的人群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从1980年的85%下降到了2012年的11%。在这期间，近六亿国人实现了脱贫。
然而，伴随着贫困人口迅速下降的同时是国人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渐扩大。衡量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通用指标是基尼系数（数值位于0到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如下图中的实线所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为0.28，2000年为0.44，而2013年则为0.52。作为参照，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全球只有10%左右的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5。
基尼系数还是有点抽象。下图中的右图显示了中国5个收入阶层（最低的20%到最高的20%）占总收入的比例的变迁。以2012年为例，最富的20%的人的收入约占了总收入的47%，而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低于总收入4%。下图中的左图显示，近三十年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是由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大大高于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所导致的。从1980年到2012年，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了近十倍（红虚线）而低收入阶层收入仅仅增长了三倍多一点（蓝实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据为官方数据。众所周知，中国的个人收入统计不完全。老板们的收入向来不公开，而公务员（特别是有个一官半职的）有很多隐性收入。所以上面的数据低估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进行了收入的样本调查，其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北京大学也进行了类似的样本调查。该调查发现，在2012年中国最富的5%的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3%，而最穷的5%的人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0.1%（相差230倍！）。
造成中国目前这种收入分配悬殊状况的因素很多，比如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官员腐败等。接下来我们主要讲讲中国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财政政策是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在税收政策上，它们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即富人的税率更高。在支出政策上，它们对穷人进行补贴（众多福利项目）。通过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平均而言西方国家把基尼系数降低了30%。例如，美国的市场基尼系数为0.49，而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为0.4。
那中国的财政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收入分配差异吗？本文第一张图中的红虚线是中国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我们看到，在2000年后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高于市场基尼系数。也就是说，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增加了而非降低了收入分配不公。
为了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财政政策增加了收入分配不公，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税收政策。从90年代初到2013年，中国的税收/GDP比例从10%增长到了19% （上图中的红虚线）。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19%仍远低于经合组织（OCED）的平均值35%。
发达国家的税收以直接税（直接对个人收入征税）为主。通过设定累进的税率，直接税有助于降低贫富差异。中国目前也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如最高收入的税率为45%）。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交收入税的人非常少，只占工作人口的3%。个人收入税只占总税收的6%。
事实上，中国的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占了总税收的50%以上。间接税对产品和服务征税。它对降低贫富差异不但没有帮助，而且会增大贫富差异。这是因为间接税其实是一种累退的税，穷人的税率高而富人的税率低。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设对产品和服务的间接税率为20%。这些间接税最后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假设一个穷人的年收入为5万；他一年消费4万，剩下的用来储蓄。他4万的消费中有8千交了间接税；除以他的收入，他的实际税率为16%。假设一个富人的年收入为100万；他一年消费50万，剩下的用来储蓄。他50万的消费中有10万交了间接税；除以他的收入，他的实际税率为10%，低于穷人的实际税率16%。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间接税是累退的主要原因是穷人的储蓄率低而富人的储蓄率高，而储蓄的部分并不需要交间接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上图中的蓝实线显示，从90年代初到2013年，中国的政府支出/GDP比例从18%增长到了29%，但仍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值45%。中国实行财政分权制；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总支出的85%，而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只有总税收的53%。大家可以猜到，地方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依靠预算外收入支撑，如卖地的收入（所谓的土地财政）。
上图显示了政府各项支出的比例。中国政府将很大一部分的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管理（如膨大公务员队伍的薪水和福利），而在社会转移支付（如医疗，福利以及扶贫）上支出不多，只占GDP的6%。作为参照，发达国家社会转移支付一般占GDP的15%，而中上收入国家该比例一般为9%。
发达国家的社会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者为穷人。但在中国，现行的社会转移支付的受益者大多为中高收入阶层，从而倾向于扩大贫富差异。例如，有着稳定工作及收入的城市居民享受很好的医疗保险以及养老金，而农村居民的医疗和养老大部分是自己掏腰包。虽然农村居民的低保制度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实施，但其覆盖范围有限。根据近期的一项研究（Shen and Lee， 2014），中国政府的医疗支出向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倾斜，而养老金支出则严重向城市居民倾斜。
政府支出还有一大块用于能源补贴（包括电，煤，石油和天然气）。在2011年，中国政府的能源补贴支出为GDP的3.8%（几乎为医疗支出的4倍）。这些能源补贴的受益者为较高收入的人群，因为穷人的能源消费相对较少。所以这些能源补贴实际上也扩大了贫富差异。
经济学中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 体现了贫富差异和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异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但之后又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库兹涅茨曲线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这样的。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两类：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投资的机会多，企业家投资盈利大，能通过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变得更富有。与此同时，劳动力从农村移到城市工作，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而劳动供给的增加会使得工资降低，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到了发展后期资本增加比劳动力快。随着资本增加了，资本的酬报便会减少；而劳动相对变得稀缺起来，劳动的报酬随之上升。因此，企业家的相对收入比重降低，收入分配便趋于均等。
应该说，中国过去近四十年的经历印证了前半段库兹涅茨曲线。现在中国已是中等收入国家，贫富差异非常悬殊。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又是内生的，很多证据表明过于悬殊的收入分配状况对经济长期健康的增长十分不利（Berg和Ostry，2011）。对于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而言，降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降低贫富差异，中国目前的财政政策需要做全面的改革。在税收政策上，中国应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基础，真正做到税率累进。鉴于目前中国的个人收入很难准确验证，可以考虑征收累进的财产税以及房产税。在支出政策上，政府应该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管理支出的比重，加大对社会福利和扶贫等二次分配的支出力度。同时，福利和扶贫项目要具有针对性，真正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特别是农村以及落后地区的穷人）受益。
参考文献：
Cevik and Correa-Caro. “Growing (Un)equal:Fiscal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BRIC+,” IMF working paper,March, 2015.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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