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收看时间令人惊讶的增长如何导致其他活动、尤其是社交活动被取代，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的研究。正如吉伯·福尔斯（Jib Fowles）在《为何观看》（Why Viewers Watch）一书中所解释的，“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1）其他娱乐；（2）社交；以及（3）睡眠”。
对于人们为何着迷于看电视，福尔斯的解释是心理性的。他把电视比作一种“强大的治疗力量”，一个对观众有极大好处的压力释放器。他认为文化人对电视的批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媒体势利眼”，即反电视的态度是由那些想要通过诋毁电视观看而令自己感觉优于他人的人激发。
但罗伯特·普特南对电视的抨击不是从电视播出的内容出发，而是从看电视影响社交的后果出发，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普特南指认，对社会参与最具破坏性的一项行为就是看电视。
认定电视的消极作用在于它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这种理论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
社交替代分为两部分。福尔斯陈述了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以至于它们取代了消磨时间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时间。
《认知盈余》的作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讲过这样一件轶事：一个电视制片人问他：“你认为目前社交媒体有哪些有趣的用处？”舍基兴致勃勃地讲起了维基百科，这位制片人在听到一群互不相识的人费尽心力修订百科词条的故事以后直截了当地问：“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舍基立马回答：“别人可以问，但是做电视这一行的人绝对不能问这个问题。你应该清楚那些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因为电视是一个在过去五十年中消磨掉公民大量自由时间的行业。
当现代人获得了大规模的自由时间——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他们大都将其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时间似乎比现有可供选择的方式要好。
诚然我们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者和朋友一起做有兴趣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和简单地坐下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太高。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压力山大”，大家在职场上打拼一天，累了以后，只想不动脑筋地看看电视。其实，人们远远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忙，实际闲暇时间是他们自己以为的两倍。
《独自打保龄》用数据证明，有工作的人比没工作的人更积极地参与公共和社会活动，“整日忙碌的人唯一比其他人参与得少的社会活动是和家人聚餐”。如果你不能够有意识地将时间善加利用，通常它们只有被无谓地消磨掉。
社交替代的另一部分则是荧幕上的人物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来自水牛城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的心理学家杰伊·德里克（Jaye Derrick）和希拉·加百利（Shira Gabriel）以及来自俄亥俄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 of Ohio）的库特·胡根伯格（Kurt Hugenberg）共同研究得出，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
这种转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成为最受拥戴的可选活动。甚至当收看时间多到和不愉快密切相关并诱发不快时亦是如此：不管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反正总比感觉自己很孤独要好，即使事实上你确实是孤独的。因为看电视是一件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而且电视在缓解人们孤独感的同时，恰恰具备能够流行起来的特性，尤其是当社会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联系紧密的乡村走向往返工作和频繁流动造成的相对断裂时。
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是，它就好像在说，就像肚子饿了又没时间吃顿正经饭就弄些点心充饥一样，当你感觉孤独，不妨打开电视观看你喜欢的电视节目，这种体验会提供某种归属感，而又无需进行真正的人际交流。由此，观看者同电视人物形成某种类社会（parasocial）的和人造的关系。
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满足人类需求，有些技术只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幻象。除了电视，电影、音乐、交互游戏等也能达到类似效用。
不幸的是，类社会的关系的核心优势也即其最大问题所在：这种关系是一边倒的。社交替代是社会联系中最安全的一种，它可以提供某种社会联系的心理体验，同时又不必遭受真实的关系当中的令人痛苦的轻忽怠慢，耗时费力的关系维持，以及可能的个人牺牲。然而，真实的关系虽然不免更大的风险，其可能的回报却也是类社会的关系无法比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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