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晋侯鸟尊及其历史隐秘 | 青铜鸟尊背后的历史隐秘

西周晋侯鸟尊及其历史隐秘

20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交界处发现了面积约10余平方公里的天马-曲村遗址，九十年代在遗址中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晋侯墓地”，并出土了一大批铸有晋侯名号的青铜器，从晋侯墓地丰富的随葬品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艺术精品——鸟尊。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墓地的青铜鸟尊，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省博物院从建院之初，就将晋侯鸟尊作为博物院的标志物。2013年，“晋侯鸟尊”被列为国家第三批公布的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级文物。在它的背后是丰厚的历史信息！

青铜鸟尊背后的历史隐秘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率大军攻陷朝歌，商纣王自焚鹿台，一个新兴的王朝于历史的大动荡中拔地而起。《史记·晋世家》载：武王崩，其子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其弟叔虞耍，成王削一片桐叶为珪赠与叔虞说：“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听罢，立即请求成王择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为然，说：“吾与之戏耳。”史佚反驳：“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年幼的成王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句戏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天下最为强大的北方雄邦，时间长达六个多世纪，并一度创造了“晋国天下莫强焉”的盛世奇观。周初的晋国，是周成王九年(公元前1039年)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之子燮(也称燮父)改国号为晋，始称晋侯。其国号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前后共历三十八世，六百三十余年。晋国从此淡出了历史的视野。晋国在漫长的时期里，在哪里建都?都城有几处?迁徒过几次?历来都是有争议的。据文献资料，综合不完全的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其晋国的历史大致如下：

晋国，是周代的姬姓诸侯国，原名唐，在今山西省，始封君(公元前1039年)为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同母弟——唐叔虞。疆域约为今山西省南部。唐叔虞之子晋侯燮父徙居晋水，改国号为晋。至晋孝侯时，国都名翼（今山西翼城县）；曲沃代翼之后，晋献公迁都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别都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新田(景公迁新田的都城，在今侯马的晋国遗址)。晋国的都城前后共约五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册封晋国三位卿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韩赵魏裂晋国故土，各自建国，成为了韩国（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赵国（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魏国（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史称三家分晋。

关于“翼”。据《史记·晋世家》：“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顾炎武《日知录》：唐在翼城县西南二十里。”韦昭国语注：“太岳之野夏禹所都之墟，周成王；母弟所封之城。”《史记》：“翼晋君都邑也。”这是见于史籍的记载。公元前738年-公元前668年孝侯居“翼”以及曲沃武公伐“翼”都是这个“翼'。在今日翼城西南二十里一带。

　　关于成侯迁之“曲沃”。《史记·晋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索隐曰：“河东之县名，汉武帝改曰闻喜也。” 后汉书群国志：“闻喜邑本曲沃晋地。”纲目集览：“闻喜本绎州曲沃县，汉武帝改闻喜。”都是说今闻喜一带，是晋国故都“曲沃”所在地。近年来，在闻喜上郭一带发掘了一批东周时期的墓葬，所出土的陶器，铜器，器型上都早于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器物。侯马是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田”，这些都说明晋国都城“曲沃”是今日之闻喜。

　　 关于“绛”。《踣史》记载：穆侯居绛。有绛山、绛水，故绛城在翼城东南，今曲沃南二里。《元和志》为汉周勃封邑（注旧志说：故址周九里十三步）。这些文献所指的就是今之曲沃县西南二里，山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曲沃古城遗址》。1960年4月至6月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对古城遗址进行了钻探发掘。1975年春天，又对古城的城墙进行了钻探。发现古城遗址的下面是东周文化堆积层，出土物为东周时期的瓦及鬲、豆，盆等残片。古城遗址的上面是二米厚的汉代文化堆积层，出土物是汉代的瓦的残片，完整的器物有：云纹圆瓦当、五铢钱和铁犁等。同时发现古城遗址内有内城，呈方形，长宽各1500米。有外城，城墙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长约2000米，多为汉代文化堆积物。将文献记载与今天钻探、发掘的资料对照，现在曲沃县城西南二里的古城遗址，应是穆侯所居的“绛”。

关于“故绛”。据《路史》：献公城绛徒都。顾炎武说“献公城绛居之，在今太平之南，绛州之北。”（注：今太平县南25里古城址犹存。见《山西通志·古迹考》)即今赵康古晋城遗址。近年来，山西省和襄汾县文物部门对古晋城遗址进行过多次的勘察。在遗址内发现有：内城和外城两座。既有东周文化遗存，又有汉代文物出土。历史上称此为“古晋城”汉代此处为临汾县城。传说遗址里有献公的“斗鸡台”。据以上材料，说明献公九年城绛始都(亦称故绛)应是今日赵康的古城遗址。

　　关于“新田”(亦称“绛”)。据《左传》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合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日：“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于是景公16年(公元前685年)晋国由故绛(今之赵康古晋城)迁徒到新田，仍称“绎”。

“新田”在何处?据《水经注》：新田谓之绛阳，在绛浍之阳，南对绛山，西背二水。《一统志》：“绛邑古城在乎阳府曲沃县西南晋地新田也。”以此地理位置，今之侯马汾浍交会的三角地带，当是文献所指的“新田”。三十多年来，为探索“新田”古城，在侯马多次进行文物普查，钻探和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现了东周遗址，牛村古城遗址，平望古城遗址，台神古城遗址，白店古城遗址，马庄古城遗址、呈王古城遗址等以及上马东周墓葬群。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钟、鼎、互器等)。在配合基本建设施工中又发观了东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铸铜工具等珍贵的文物。1965年冬，在侯马秦村的东周盟誓遗址里出土了约五千余件玉、石片上有用毛笔书写的文字。经过对文字的识别、研究，张颔写出了《侯马盟书》巨著。在这些盟书里，有一篇盟书载有“十又一月甲寅腊乙丑……。”经考证所反映的时间是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5年)十一月三日所举行的盟誓。晋定公时晋国的都城在“新田”。《侯马盟书》的出土，雄辩地证实了这些文字是距今二千四百多年前晋国的大夫赵鞅(赵筒子)主持进行盟誓的这一历史事实。也为“新田”在今日侯马一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韩献子……对曰：‘不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新田。”此为公元前585年4月13日之事，新田从此成为晋国最后的首都。韩献子有幸言中，晋国首都迁往新田之后，晋公室励精图治，积极开疆拓土，国势日盛，由最初“方百里”的蕞尔小国，逐渐拓展至包括今山西全境，外连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四省部分地区的广阔地域，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势的诸侯国，位列“春秋五霸”。春秋继绝，战国兴起，各路诸侯与新生力量逐鹿中原，晋南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渐衰落。

自景公迁都至公元前376年，即晋静公二年其被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迁往屯留并三分晋地，晋国在新田共历经13代国君，凡209年。三家分晋后，此地属魏，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终至衰落颓败，整个都城和地望湮没于战国争雄、秦汉兴替的硝烟风尘之中不复与闻。大河流淌，秦汉更替，西汉衰亡，中国的政治舞台逐渐东移，曾在历史上声名远播的晋南大地，战车的辙道、骏马的蹄印、将士的血滴，被岁月的流水冲刷得模糊不清，散淡无痕。盛极一时、威震四海的恢宏殿宇、楼阁、宗庙，在战火兵燹中沦为荒草飘动的废墟。甚至光照人寰的晋国首都连同无数钟鼎玉器、灿然珍宝，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如同古罗马的庞贝城和《荷马史诗》描述的特洛伊古城一样，再也不被世人所知。晋国的都城地望与往昔盛景，成为异说纷呈，杂乱渺茫的千古之谜。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厚重的大幕才悄悄掀开了神秘的一角。

1952年秋，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辰率领随从，骑毛驴在晋南山区考察，当路过曲沃县侯马古镇西郊白店村时，在路边的断崖上发现有很多散乱的陶器瓦片。崔斗辰有过儒学功底，年轻时曾当过中学教师，抗战初期曾一度出任过浮山县县长，嗜好古物并有一定鉴别能力，见此情形，便借坡下驴，捡起地上的陶片仔细察看。这些陶片年代甚古，似隐含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信息，或许与古晋国遗址有关。想到这里，崔斗辰把几块典型陶片携回太原交给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谈了自己的猜想。未久，文管会根据崔斗辰的指示派员来到侯马白店村进行了初步勘查。1955年，侯马镇独立建市，山西文管会考古人员杨富斗等人员受命参加中央城市设计院对侯马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等综合条件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在白店、西侯马、宋郭、牛村等地的断崖上，发现了东周时期的文化层并引起国家文物考古界高层的注意，侯马晋国遗址调查、发掘、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

1956年春夏，文化部文物局派出文物专家顾铁符率领一支由全国十家文物单位组成的考古队，汇同山西文管会开赴晋南进行文物调查，确认侯马是“一个遗存相当复杂、十分重要的古代遗址。”文化部文物局又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请在京的历史学家及考古学家赴现场了解情况。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结合地形、地望，顾铁符等专家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晋景公由故绛迁往新绛的都城——新田。

山川有灵，大地有性，迷失了2000余年的晋国都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再度向世人一泄其密。为抢救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年10月，山西省文管会设立了侯马工作站，正式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专业工作站。文化部文物局同时调遣刘启益、姚鉴、李遇春、赵世纲等专家，赴侯马协助发掘。1957年3月，侯马工作站考古人员杨富斗、畅文斋、张守中等相继发现了牛村与平望两座古城宫殿台基，作了小规模试掘。同年4月，又在侯马平阳机械厂内发现了地域广泛的铸铜、铸币作坊等遗址。1959年，大批铜制铲、凿、空首布芯范与铸铜陶范开始出土，引起了全国文物界强烈关注。鉴于侯马遗址的重要性，1960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列为全国重中之重，抽调中科院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所、文化部文化学院以及河南、山东、江西等文物部门的考古人员前往援助，山西文物部门同时抽调各县文化馆共20余名干部前往参加。其精良的队伍、强大的阵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考古发掘所罕见，而国务院就一个地区的考古工作颁发通知，在整个20世纪考古发掘史上空前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