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出关前拒日本新五路条约 一个"阅"字耍日本2

掐着脖子要好处，太不像话

二战之前的日本人的个性特别“轴”，他们想做一件事情，不惜一切代价，用尽一切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军人主导的国家，特别胆大妄为，动不动就敢以“国运相赌”，他们赌过两次，一次是与表面实力超过它的大清国开展，一次是与综合实力远远超越它的俄国开战，运气不错，都打赢了。这给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形成了一种错觉，日本军队战无不胜，所以，几乎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总是认为“我能够为帝国做些什么”。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天皇好，是对“大日本帝国”好，他们什么都敢干，根本不顾什么大局，也不管有没有上级的批准，日本军队里盛行“下克上”的传统。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是日本脑筋最轴的人，加上受到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敢于用一切卑劣手段，别说谋杀他国元首，区区几个少壮派军官谋杀本国元首的事情都敢干，比如说二二六兵变，他们干掉了自己的政府首脑，因为他们很轴的脑筋认为他们是在为天皇和国家除去发展的障碍。由于日本的军事体制非常特别，陆军和海军分立，双方之间为了争夺军费和面子，都特别护短，所以往往少壮派军官干出出格的事情来，陆军和海军为了面子，只能为他们擦屁股。日本就像一个有点能打的打手，总是气鼓鼓地盯着别人，如果受到一点冒犯，他就举全国之力和你拼命，一旦出手，除非打赢，否则决不会收手。一条道走到黑的日本打手，如果看到比自己弱的，就要来欺负你，理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线，如果看到比自己强的，估摸着可能打不过，他就想坏招，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争取打赢”。

以上这些笔者的话，绝非与本文毫无关系，也不是为了谋读者一笑，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事实上，这与本文有莫大关系，因为皇姑屯事件是日本这个二战策源地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次冒险，张作霖则是他们的牺牲品。因为中国政府和军民没有对皇姑屯事件作出恰当地处理，才导致了三年之后的九一八事变。

再多说几句，短视的日本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发展战略明晰，就是要不断地对外扩张，扩张的方向是朝鲜和中国，另一方面，这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的军民特别团结，他们在一件事情的决定没有尘埃落定之前，可能会掐得你死我活，可是一旦决定做下来了，他们就全都顺着一个方向走，之前怀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不会自行其是。团结的、高度军事化的、敢于冒险的日本对付贫弱的琉球、朝鲜和中国还有虚弱的俄国自然不在话下。

张作霖就是死在笔者陈述的上文的逻辑之上。

东方会议定了调子，日本人就开始实施他们的方针了。他们决定实施“积极的满蒙政策”。“积极的满蒙政策”的重中之重，当然是铁路的修筑权了。日本人的执行力是很强的，东方会议刚结束，他们就开始用软和硬的两手对付张作霖了。一方面，他们采取外交途径，由驻奉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组成对张谈判阵容，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逼迫张作霖委托满铁建造敦图（敦化至图们江）、长大（长春至大赉）、吉五（吉林至五常）、洮索（洮南至索伦）和延海（延吉至海林）等五条铁路。另外一方面，关东军向奉天增加兵力，只要天皇敕令一下达，他们就立即沿着南满铁路向西推进，占领锦州，关住奉军向东北败退的大门，在锦州解除奉军的武装。在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天皇的敕令呢？因为关东军名义上是日本南满铁路沿线的所谓“关东州”的守备兵力，如果要超越南满铁路附属地范围用兵，必须要日本天皇的御批。这个手续是由首相向天皇提出请求的。

张作霖虽然处境艰难，但是他和日本使者一接触，就敏感地意识到日本想把东北一口吞下的野心。这五条铁路用他的话来说，“这不是准备和苏联开战的铁路吗？”，他向日本使者表示，自己的怀里好像抱着炸弹，不能答应。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五条铁路宛如五把钢刀插向中东铁路，插向北满，其意义已经超出了铁路本身。这五条铁路是日本的“战略铁路”，向北运兵可与苏联开战，向南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向东可与朝鲜铁路相接，日军可在一日之内到达东北，一旦修成，东北将成为战场。张作霖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只好重拾“假痴不癫”之计，装糊涂，先是推脱这些事情他不熟悉，请与杨宇霆谈；再者就说，这属于地方问题，应该跟地方谈；接着又说军情紧急，外交问题应当推迟。总之，以拖代拒。

交涉受阻，山本条太郎派出与张素有深交的江藤丰二见张。张表示，事关重大，断难接受。江藤恫吓说：“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要帮助蒋介石。”张踌躇再三，在江藤准备奥的文件上画了四个圈。江再次怂恿，张又圈了一条，据江藤向山本条太郎汇报时说，张再文件上画圈的时，似乎浑身都在哆嗦，一再嘱咐江，这只是预备性商谈，千万不要对外界透露。为将预备性商谈向正式商谈迈进，山本条太郎亲自出马。在山本的白板威逼下，张不情愿地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了字。签字之日，53岁的张作霖“蹒跚踉跄”，“一夜之间，憔悴万分”。

张在协议签字前，已找人对文本进行了研究，他知道协议第十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签字后，尚须派两国代表正式签字，方能生效。”因此，张虽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协议仍然属于没有履行完法律程序的无效文件。此后，张作霖以各种理由拒绝办理正式手续。

1928年6月3日下午四时半，张作霖离京前夕，芳泽按约定到中南海取正式密约。张让办事人会员将文件转交芳泽。芳泽回到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大呼上当。原来，文件上只有一个“阅”字，既无签名，也无“同意”字样。当芳泽打电话询问究竟时，张已离开中南海。

《最后的北洋三雄》，范国平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请朋友们订阅“军官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