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北京：“北漂”日本人的中文舞台

跟京城洋教头学相声

西田聪的长相乍看上去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在学校里还有“小杜海涛”的称呼，而比长相更具“欺骗性”的是他的口音：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即使极易露出马脚的尾音和断句，也处理地颇似本地人。跟他对话，上至中华文化，下至网络用语，都不太容易辨别出他外国人的身份。

拜师“京城洋教头”丁广泉门下，如今西田聪上台说相声，一段《对春联》《打灯谜》信手拈来，随手抖出几个包袱，观众不觉他外国人的身份，自己也早已无需特意标注了。

然而，往前数几年，他还是不识相声为何物的日本小子，更要命的是，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让他不止一次崩溃人前，更遑论上台表演。

这是2012年4月，他顶着“第三届汉语桥季军”的光环来到北京语言大学读书，打京城各胡同串子经过的时候，他才了解了真正的普通话腔调，惊觉自己这一口自诩纯正的普通话可“一点都不普通”。刚刚还暗戳戳地嘲笑过重庆同学“发音不标准”，转眼间这已成了他的噩梦。而那一年是他学习汉语的第六个年头。

早在2006年，西田聪在抱有“中国梦”的妈妈的鼓励下彻底被“流放”到了大连学中文。一口迷之胶东口音的由来也正是缘于这次学习。西田聪的家乡舞鹤与中国大连是友好城市，但对于刚上六年级的小男孩来说，这依然是陌生的异国他乡。学校里汇聚了从各国各地到来的孩子们，但大家却彼此语言不通，唯一的日本同学还更偏好讲中文。西田聪的第一课是跟着一年级小学生学《咏鹅》，看不懂文字，也弄不懂意思，只能自己标了注音，硬生生背下来，这篇仅有18个汉字的古诗整整花了他两天时间，第二个月才能游刃有余一些。靠着硬背，西田聪在中国待了五个月多，最后回日本之前甚至都讲不出日语，反而满口大连口音。高中之后，他继续攻读汉语，依旧是跟着大连老师。他的水平节节升高，全家人交口称赞，没有人察觉到不对劲。于是，抱着这样的自信， 他再次踏足中国。

进入相声界对那时的西田聪来说，完全是一场自我拯救。

初到学校，浓重的胶东口音对他成了一种障碍，身为“汉语桥季军”，他却陷入了“张不开口”的焦虑之中，“那时候有一种心理阴影，觉得自己五六年时间都白白付出了，很着急，却不知该怎么办”。

无意之际，他去听了一堂“京城洋教头”丁广泉的相声课。那时候，他对这个博得满堂彩的半百老头儿一无所知，自然更不了解相声这门艺术，只觉台上穿着大褂互相逗笑的人很有意思，也有好几张外国面孔登台助阵，他们流利正宗的中文让西田聪惊羡不已。于是也顾不得害羞，径直跑去找老师表露心迹，不料却被当场拒绝，原因依旧是：口音太重。

即使这样，丁老师依旧给他布置了任务。西田聪分到手的第一个段子是《对春联》。从小修习古筝的西田聪对传统文化有着极大兴趣，而《对春联》的浓厚底蕴显然正中下怀。但他依然低估了这一小段中文段子的文化内涵程度，问了许多中国朋友，可大家也讲不清楚其中门道。无奈之下，西田聪只得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一点点查资料，了解《对春联》背后的文化内涵；也拿着段子每周都去听相声课，观摩其他人的表演；同时还拉着室友每晚一起“练活儿”，一起读，一起对，彼此纠正改错。三个月后，西田聪终于彻底攻下《对春联》，而口音的问题也在此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风对雨大路对长宽，雷隐隐对雾蒙蒙，山花对海市”，“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对春联的规矩，西田聪到现在仍是张口就来。

这之后，他陆续从老师手中拿到《打灯谜》《俏皮话》《普通话与方言》《论捧逗》等，这些传统相声段子的修习也让他在中国文化上渐有积累，“有些我了解的老北京话，中国小姑娘们都不见得会知道”。

两年后，西田聪正式拜了师，成了洋教头的第九届弟子。拜师当天师父亲笔写了字赠给各位弟子：“弄月嘲风”。

在师父的教导里，相声从不是一门故意引人发笑的江湖杂耍，而是一门笑声后引人思索的艺术。怎样才能用汉语让中国人笑呢？这成了西田聪的难题。当然不是说方言故意逗乐，“有味儿”才是相声的追求，因此怎样让段子活起来，怎样化成自己的表演，更重要是怎样才能“看观众说相声”，这些都需要慢慢打磨。现在他已经能做到不单单“说相声”了，而是在“说”的同时思考，根据观众反应随时调整。

在北京五年，泡在相声舞台五年，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说话都跟说相声似的。目前他的研究生论文准备也紧扣相声，想研究能否用相声来教高级阶段的语言学习者。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用相声来教中国文化，他特别赞同。

然而，他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是否过时了或是太传统” ？朋友和他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真人秀中大放异彩，而他仍然坚持守着传统文化之路，“有时候会觉得别人碗里的饭很香。这个问题想了两三年，可能还没有长大。”

除了AV和鬼子，我还能说些什么？

结束了在学校的日文课程之后，近松贵子匆匆赶到节目现场。这是她在日语老师之外的第二个身份，一名中文脱口秀演员。

节目请到了两名中国人和近松，相比于另两位的侃侃而谈，近松显然是更安静的那一位，以至于弹幕上飘过一堆“日本妹子请说话”的邀请留言。她在主持人的提醒下浅笑发表了两句看法，然而过不了两秒，再次陷入了沉默，“那是我的安心领域”。

这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内向的日本姑娘的表现。而一旦需要一个人上台表演脱口秀，她才能激发出体内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个性。8月份在《崔永元和他的朋友们》的舞台上，台下坐了包括崔永元在内的各位大咖以及两三百位观众，近松依旧不急不躁地在台上表演了15分钟，鬼子、AV、自杀、礼数繁重，日本姑娘自嘲起来毫不手软，立马契合了现场的笑点，轻重缓急也是恰到好处。“在台上比较不容易想起别人，而且台上没有人打断我说话，聊天的时候反而会因为害羞紧张比较安静，想把自己藏起来。”

对她来说脱口秀完全是一个陌生领域，甚至于可以认为是一种催促和自我强迫，也为她在中国打开了新的可能。“一个认识自己的可能”。

和西田聪一样，近松贵子踏足中文表演领域的初衷也是为了提升中文水平。

工作四年后辞职从名古屋初来北京城，她在角门西租住了一处小屋，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她会去菜场溜跶，拿着刚挑的蔬菜找小贩问中文菜名，还特意不要交日本朋友。尽管家人并不支持她的中国之行，甚至爸爸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她在中国，但这依然不妨碍近松在这座城里找到自己的舒适感。当时人人网盛行，近松找到了许多爱好群组，也常常参加他们聚会，尽管“在聚会里面基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她很迫切地想融入这个异乡城市，而脱口秀舞台的出现恰好为她提供了解决办法。

近松将她手机里的微信群聊翻给我看，“段子集中营”“脱口秀公会”“周二工作坊”，近十个群挤满了屏幕。这些都是围绕脱口秀的爱好者集群，大家时常会聚在一起写写段子，也会一起头脑风暴，给彼此建议，最好笑的段子放在哪个位置，新的段子又安在哪里，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共生的圈子。

此外，上台练习是必不可少的。每周在北京的胡同、酒吧、咖啡厅里都会有被称为“开放麦”的表演形式，为了调整自己的段子和状态，为了更大的舞台，大家常常结群去尝试，安静如近松，也逐渐在一个个“开放麦”中练出了开口的勇气。“我知道我在逐渐放开，肢体语言也逐渐在丰富”。

当然，难题依然有。最近，近松陷入了一个循环之中：现在脱口秀说的段子都是AV、日本鬼子等等中国人能想到的日本，然而真实的日本并不是这样，究竟是走严肃创作还是迎合观众笑点，这成了她的两难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