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最高军事学府出了哪些名人

文/胡博

陆军大学始于1906年，初称陆军行营保定军官学堂、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定名为陆军大学校直至结束。它集军事学术研究和国防研究为一体，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也是民国时期的唯一一所培养现代化作战人才的高等军事学府。

陆军大学又是传播西方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场所，自创办起，就先后聘用了日、德、苏、美等国的顾问来协助办校和授教，并翻译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先进军事著作，促进了民国时期的军队建设、战术提升，开阔了中国军事人员的眼界。陆大学制为三年，第一年学习各兵科战术和师战术（包括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第二年学习师、军战术，并到各兵科学校和空军学校见学习，第三学年除了继续巩固军战术外，着重研究大军战术和整个国防问题。

“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与高级木料人才的摇篮。由于它雄居于中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地位，因此为中国近代的最高统治者们所倚重”，这是曾毕业于陆军大学的著名爱国将领侯镜的回忆，而这句话很好的诠释了该校的地位和重要性。

一、从事陆军大学教育的陆大毕业生

陆军大学创立之初，主要依靠外国顾问和留洋学生，等到学校的教育体制成形之后，校方就开始自主教学，并挑选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他们之中，不少都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得到发展，有的成为主导该校教育的教育长，有的成为新学系的开办人。

周亚卫（浙江嵊县人）是中国陆军大学（第四期）和日本陆军大学（中华队第一期）的双料高才生，这在当时的军队中是极少的一批人。周亚卫在陆大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日本留学归来后又长期从事军队的建设和训练工作，这是他成为继民国著名军事教育家杨杰之后担任陆大教育长的合适人选。

周亚卫到职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当时陆大因受战事影响而迁校频繁，周亚卫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来使陆大的教育恢复正常。好在前任杨杰在任期内为陆大的教育打下不少坚实的基础，周亚卫便决定继续沿用，在最快的时间里恢复起了陆大的教育进度。周亚卫全盘保留杨杰的一切教学制度和措施，使他成为了“萧规曹随”中的“曹参”。

周亚卫还是恢复动员制度学的积极提倡和执行者。动员制度学在西方战争中已经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国防组织的纽带。国家的军政、军令、军事训练等一切措施都为动员、作战服务，动员力量的大小、动员质量的优劣、动员速度的快慢、动员持续力的强弱，以及动员计划和动员实施上的一切，都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败。陆大创办初期，校方就专门从对动员制度学十分成熟的日本聘请教官执教，但由于中日两国交恶，日籍教官的撤出，中国派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也无法在日本军校中学到这一课程，致使这一课程被迫停授。

周亚卫在恢复了陆大的正常教学之后，便积极推动恢复动员制度学，可惜由于正规教材的缺乏，使得恢复这一课程有种遥遥无期的感觉。这一情况直到他卸任教育长一职时都没有改变。1944年的滇西反攻，使时任军委会法制处处长的周亚卫看到了希望，因为军方在收复腾冲时缴获了日方的《动员计划令》以及《实施细则》。周亚卫得知后要求前线部队将这些宝贝立即空运回重庆，并在他的四处奔走下，促成军训部将这两本书予以全文翻译，并交由军令部印刷成册，终于在陆大迁回南京之后恢复了这一课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创办军事学院时，周亚卫又主动将自己收藏的两套《动员计划令和实施细则》捐献给军委军训部，为解放军的建军和办学作出了贡献。

同周亚卫相似，由陆大资深教官章培开办的机甲战术系，为国民党军队装甲部队的战术军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平台，也使陆大的教学体系更趋完整。

章培（浙江青田人，章乃器的哥哥）毕业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学成后曾短暂派任军参谋长，不久即被调回陆大兵学研究院深造，此后成为陆大的少将兵学教官。1941年章培被调到陆军机械化学校担任研究处长，他到职后锐意该进教育制度，并悉心钻研机械化部队的战略战术，这使他成为陆大计划开办机甲战术系的合适人选。

章培对于机甲系的开办可谓是不遗余力，他专门率领一个五人考察团前往印度的英军机械化部队、教育机构和工厂作了为期两个月考察，并专门组织人员汇编成册，并翻译日军的相关材料，以作为基础教材。此外，他还专门请教当时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将苏、英、日三国机械化知识予以融合，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学内容。

章培虽然为陆军大学的办学鞠躬尽瘁，但由于他公开反对内战，而被迫于1948年辞职离校。上海解放前夕，他应中共邀请前往北京，并受周恩来的委托，参与筹建解放军军事学院，并出任战事组组织、装甲教授研究会第一副主任。为此，章培还特地在京沪地区争取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和教育机构的军人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服务，使军事学院在短期内就拥有了大批可用的教学和研究之材。

二、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的陆大毕业生

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创办时，院长刘伯承专门挑选了多达600余人的从原国民党军官中担任教职人员，在这些旧军官中，许多都人都是陆军大学的优秀学员，他们以自己所学，为解放军的军事教育添砖加瓦。

杭鸿志（江苏铜山人）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三期，他是国民党陆军大学起义的领导人（时任陆大教育处处长），起义后又在南京军事学院尽心任教，成为解放军的一名优秀军事教员。

杭鸿志于1935年考入陆大后就与该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直到1949年为止，他一直都在这所军校中学习和任教。对于入过兵学研究院深造，且拥有10年丰富教学经验的杭鸿志来说，能被选入解放军的军事学院继续执行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作为一名国民党军官，解放军的学员们普遍看不起这样的教员，有的说“打败仗的怎么能教打胜仗的”，有的还在教学时当面顶撞，并出言不逊。这些事情的发生，使许多国民党出身的教员顾虑重重，不少人都认为解放军迟早会清算他们。

杭鸿志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想起了老师杨杰关于苏联对帝俄时代旧军官的重用和优待，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正确对待像自己这样具有相当军事技术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旧军官”，于是他主动去做同事的思想工作。事为院长刘伯承得知，就在给全体学员作报告时，十分严肃进行了批评，并以十分明显的态度支持像杭鸿志这样的优秀教员。刘伯承的这些话语，不仅温暖了“旧军官”出身的教员，使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军事教育事业中，更使不少学员改变了态度。1953年，杭鸿志因教学成绩斐然，获得了院方颁发的一等奖和奖金。

郭汝瑰（四川铜梁人）是陆军大学第十期的高才生，毕业后在指挥作战和参谋业务中多有建树，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文武全才。郭汝瑰早年曾参加过中共，因组织被破坏而与中共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他通过任廉儒的渠道重新恢复组织关系，并以自己担任国防部第3厅（作战厅）厅长的职务便利不断提供重要军事情报给中共，使解放军在前线屡得先机。多年后台湾当局总结失败经验，即将郭汝瑰列为潜伏于国防部中的两名危害极大的“共匪”之一。1949年12月，他又率领一个军万余人起义，使四川宜宾免受战火波及，保一方百姓平安。

郭汝瑰于1951年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在职期间，他和杭鸿志一样曾经受到过学员的侮辱，但在不以为意，仍然尽心尽力的因材施教。然而在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郭汝瑰被人举报为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致使他于8月8日被隔离审查。

审查期间，郭汝瑰不管如何威逼利诱，始终不说假话，不冤枉他人。当审问员指出他在当年的5月1日于玄武湖召开潜伏秘密会议时，郭汝瑰当即指出自己当天在临淮关参加演习，以有力的证据驳斥了这一诬陷。不久之后真相大白，郭汝瑰重获自由。对此，军事学院副院长钟期光亲自登门致谦，并赞扬郭汝瑰在肃反运动中是仅有的两个半没有说假话的人，而郭是表现最好的一位。

郭汝瑰在军事学院一直待到1970年学院撤消建制为止，是仅有的一位贯穿学院始终的原国民党军官，此后他专业到四川巴县，并于197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陆大毕业生

大部分毕业于陆军大学的学生都在国民党军队中官居将位，那么在解放军的将军中也有出身于陆大的学生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还有两位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他们董其武和陈明仁。

董其武（山西河津人）毕业于将官班甲级第二期，他出身晋军，后绥傅作义进入绥远。抗战期间，他率部先后在河北、山西和绥远与日军血战，以战功逐渐成为傅氏麾下的三员虎将之一。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移师北平之后，更是将整个绥远驻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其地位在傅氏集团中可见一斑。

傅作义在北平选择走和平解放道路后，绥远的归属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董其武到底会选择继续追随国民党还是跟着老长官傅作义的后路投奔共产党呢？1949年1月22日，就在解放军与傅作义在21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定的第二天，董其武就乘坐飞机前往北平面见傅作义，并当面表示“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有了这句话，绥远的和平解放也就不是什么难题了。

董其武返回绥远之后，就开始和解放军代表就停战建立起联络。在此期间，南京民国政府先是下令要董其武率部西撤，保密局为此还命令特务在绥远大肆活动，制造暗杀等恐怖气氛。在见到绥远驻军不为所动后，又以停发军饷补给为要挟，蒋介石还专门派飞机要接董其武去南京。如此种种，都被董其武一一化解。经过他的努力，绥远驻军终于在9月19日宣布起义，使绥远军民避免了战火摧残。

董其武起义后被任命为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1952年全军精简时，第23兵团缩编成第69军，董其武被特例任命为正兵团级军长。毛泽东解释说：“按说正兵团级应任大军区的副职为宜，但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让你当军长。”。就这样，董其武又成为了全军十分罕见的正兵团级军长。在1955年的授衔活动中，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对于这一任命，董其武曾找杨成武，表示杨司令有功应授上将，我过去有罪不该授上将。杨成武于是向中央汇报此事，毛泽东让他立即转告董其武说：杨成武是共产党员，授不授上将没关系，董其武一定要授上将。

陈明仁（湖南醴陵人），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三期。要说他一生最成名的战役，当属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平之战，当时他以一个残破的军，力敌林彪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这不仅使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更使他拥有了“黄埔虎将”之称。但在荣耀之后，陈明仁却被他人告发在作战期间滥用美国的军援大豆，这使他在拿到勋章证书的同时，又收到了一份撤职查办令，弄的他哭笑不得。

或许是因为这件事，使陈明仁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1949年8月4日，身居数个要职的陈明仁（时任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1兵团司令官、长沙警备司令、湖南省代主席、全省保安司令、省绥靖总司令）率部在长沙起义，此举使白崇禧企图以湖南为决战地的企图全盘失败，更加快了解放军收复两广的进度。

陈明仁起义后被任命为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21兵团司令员。在1952年的全军精简运动时，第21兵团缩编为第55军，他和董其武一样成为了正兵团级的军长。在1955年的授衔时，他又和董其武一样，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四、在抗战牺牲的陆大毕业生

说起抗战，在战场上因保家卫国而牺牲的烈士们自然是重要话题之一，这其中就不乏毕业于陆军大学的学生们。

刘家麒（山西忻县人）毕业于陆大特别班第2期，抗战全面爆发时任第54师中将师长。1937年10月，第54师在山西忻口参加抗战。当时日军第5师团主力正对忻口前方的下王庄进发，刘家麒亲率往一线督战，鼓舞士气，使阵地稳如泰山。日军见首次攻击失利，便在15日将进攻重点集中在第54师所属322团防守的南怀化阵地。第322团孤军奋战，经一天撕杀逐渐不支，其1300高地于当天下午被日军第21联队攻占。1300高地的得失，关乎第54师整体防线的稳定，为了夺回该处阵地，师长刘家麒曾命第161旅组织反击，但没有成功。

10月16日凌晨3时，部队再次发起进攻。但经过半小时的激战，没有丝毫进展。刘家麒这时候正通宵未眠在忻口镇指挥所等待前方的战报，军长郝梦龄为了解战况，决定亲往前线视察，刘家麒也随即表示愿同军长一起出发。

不想郝、刘一行人被据守制高点的日军发现，日军机枪阵地随即开始射击。在此时刻，刘家麒与郝梦龄不顾自身安危，依然坚持在前线不退，并不时更换视察地点。16日上午4时许，军长郝梦龄在准备前往下一个视察点时，突然被日军机枪射中倒地，刘家麒见状，赶前一步准备把军长拉回掩体，也不幸被日军机枪射中，他的喉部和胸部连中三弹，随即倒地不起，壮烈牺牲。

阚维雍（广西桂林人），毕业于将官班乙级第1期。抗战爆发后，他历任第31军参谋长、第131师师长。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起“一号作战”。8月，日军兵临桂林，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以第131师和第170师承担桂林的防守任务。

第131师的任务是担负桂林北部地区的防守任务，阚维雍决定以第393团守备中正桥以北沿河至北门一线，第392团守备北门至甲山口一线，第391团率两个营守备河东岸各独立据点及水东街沿河一线，第391团一个营担任预备队。

10月29日起，日军小部队开始向第391团河东各据点实施游击。10月31日，日军第58师团开始向屏风山、猫儿山一线做试探性的攻击，随后于11月1日开始全线进攻。第131师第391团近千名士兵死守河东的七星岩，负责进攻此处的日军第40师团一部屡攻不下，最后施放毒气毒死守军八百余人才将此地攻占。11月6日，日军攻占水东街沿河阵地，切断桂林河东、西岸交通，并以火焰喷射器攻击第131师部队驻守的各岩洞据点。11月8日，日军突入中正桥桥头堡及盐街占据据点。第131师、第170师抽调部队反击，在付出极大牺牲后才规复中正桥桥头堡等阵地，第131师第392团伤亡殆尽，团长吴展力战阵亡，但始终未能歼灭盐街之敌。

11月10日下午16时，韦云淞召集守城将领开会，以部队伤亡过大决心突围。阚维雍在进驻桂林之前，已经下决心与桂林共存亡，并预先写好绝命书交给妻子。散会之后，阚维雍回到东镇路猫儿山岩洞师指挥所后，呜咽着对师部人员说“我们要坚决与桂林共存亡，假如我死了，由副师长、参谋长指挥”，随后走到电话机房内开枪自杀，以表与桂林共存亡之志。1984年11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