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就要看细节，明就是亡于苛捐杂税

明朝就是亡于苛捐杂税，正税不高，但正税外的九成都落入官员、官商、地痞流氓的手中。正如可以看到的，除了国家税收外（不高，人人都说三十税一，但这仅仅是单一税种，即使全部税种合起来也不算高），还有临时征的各种税。晚明的苛捐杂税问题就是不仅是政府能征税，个人凭借权力乃至拳头都可以征税。我们看一个历史细节。

周辉（1546—？）的《金陵琐事》（是该书一部民间口述史），讲述的小商人陆二悲催的故事。情景再现是根据原文在进行全文翻译的同时，为了增加气氛用故事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有人觉得不可能，可以去对照原文。本人文责自负，而且对这件事的全面的白话文解读，我应该算是第一个，我保留我的著作权。然后，再介绍一下，明朝的商业税为啥这么混乱。

明朝后期的中国商业发达主要表现为：东南沿海发达的走私经济和海盗经济、边关的贸易、盐茶产区的走私经济、江南丝织棉贸易、京杭大运河沿线贸易。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贪腐和皇权的腐化。可以说，上述商业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老百姓和小商人也是受盘剥比较重的地区。例如，京杭大运河除了运军粮和政府摊派的粮食之外，商业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运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当时运河区域的商税主要有四大类。第一类是货物税（商税，针对货物征收）。洪武年间除了农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缴税外，其他都需要缴税。收税额度是商品售价的三十分之一。税赋确实比较低，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皇帝、官僚对于百姓敬畏心的越来越低，在三十税一的正常情况下，又多收了许多税，后世人说晚明苛捐杂税，说的不是正规税而是以临时名义增加的各种税赋。

税收收缴是除北京、南京、凤阳这个三个都城外，当时的一线城市都由朝廷委派的税收人员负责，二线城市以下则归各省负责。地方商税是小部分上缴国库，大部分留做地方财政支出。

好，打住吧。有些读者可能会不耐烦了。那咱们来个“情景再现”解解闷儿。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有个叫陆二的人见街坊有人因为经商致富，便决定利用家乡的资源去A处卖灯草（即灯芯的原料），他雇了一艘船把灯草放到船上直奔A处而去。“陆老板，前边有个收费站！”船老大的声音传来。“这么快呀，到收费站了！”“不是，七天前刚设的！听说是知府刘大人设的。”“哦，交吧。”

陆二并没有当回事儿，命手下人出面交税。他懂法，税率是三十税一。船上的草价值8两银子，交税二钱六，再加上各种费用四五钱银子够了。随后，陆二便叫小伙计陆炳拿了壶酒，端上一盘牛肉准备小酌一番。酒刚斟上，船老大走了进来，“陆爷，税款交了。”“船老大，来来来，坐下，咱们喝口！”船老大笑了笑，也坐在了船舱内。

二人举杯欲饮，就听船夫高喊“收费站到了，交税！”陆二一愣，“船老大，怎么又到收费站了？”“哦，对了对了，这是王知县设的收费站。”“哦，陆炳，你去交吧。我跟船老大喝酒。”二人对视而笑，“唉，这年头只要是能跟官府靠上边儿，他就能收税！”“陆二手中的酒盅还未放下，就听船夫嚷道：“收费站到了，交税！”“啊！”陆二脸色一变，“船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儿呀！”“这是京城回家休养的赵公公设的收费站，人家可是京城的人呀，不敢惹呀，交税吧！”陆二阴沉着脸，从包袱中取出四钱银子交给了船老大。船老大起身出去，不一会儿回到船舱二人继续饮酒。

就在这时，一人高呼“交税！”陆二手中的酒杯猛地往桌上一放，“这咋又到收费站了呀！”“你不知道，这是前边正规收费站临时增设的临时收费站。”“临时多久了？”“好像临时了七八年了吧。你是第一次做生意，所以不知道！”“这、这，唉，没办法，交吧！”

陆二和船老大就这样一边吃一边交税，结果一百多里的水路有十来处收费站，陆二为此交了足有四两银子。陆二的心拔凉拔凉的。这船灯草价值八两，收税四两，买草和雇船以及路上的花销也有四两。这家伙，自己这次买卖不要说赚钱了，不赔已经阿弥陀佛了。陆二端着酒杯的手在颤抖，他的心在滴血。这时，又听有人高声喊“收费！”陆二哎呀一声，手中的酒杯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这可如何是好啊？赔了，赔了！”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际，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喂喂，陆老板，咋了？不是收费站到了，是‘首飞山’到了！您上岸休息休息吧。”

“啊？‘首飞山’，我呸，怎么和收费站谐音呀。”陆二和船老大、陆炳等人上了岸。此刻，陆二再一看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只更少了，他不禁问道：“船老大，前往A处还有多少个收费站呀！”“陆老板，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收费站天天都在增，刚才经过的那个收费站，上次我路过的时候还没有呢。保守估计还有十处吧！”“啊！”陆二一听，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沉思良久之后，陆二颤抖着说：“陆炳，你去把船上的灯草全都放到岸上来！”“为啥？”船老大和陆炳都非常好奇。“烧了吧！”“烧了？咱们辛辛苦苦的……”“别说了，你们想想，前后二十多处收费站，光收费站就要去了我们八两多银子，除去往返船费、吃住、买草的钱，如果我们再继续走，那可就赔大了。如果想不赔就得把这船灯草的价格提高到20两，而A处的价格是八两，你们说我们能卖得出去吗？总而言之都是赔呀，倒不如烧了它，我和陆炳从陆路走回去。这样的话，也许就只赔个一两。唉，早知买卖这样，我就不做了！”

续上，当时运河区域的商税四大类中的第二类是船钞（也即通行税，针对交通工具征税，户部征收）。1423年明政府开征船钞，之前则以征收通行税的名义。明政府在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济宁、济宁到临清、临清到通州这五段，对运载能力在100石的船只，每过一段行程征收税款100贯钞（折银1.25两）。收税站设在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九江、杭州、浒墅关。征收船钞后，除了临清外，其他大部地区都不再征收通行税。

第三类是抽分（特别商品税，工部征收），即对木料、竹子、麻、桐油、铁、煤、木炭、钉子、铜线等制造船只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进行征税。收税站一般在北京、南京、淮安、正定、兰州、广宁、荆州、太平、芜湖、杭州等地。除了北京有四个收税站外，其他地区都是一个。

第四类是货物堆放许可税（门摊税，对货主征收）：货栈、货摊每三个月缴纳一次许可税，征收方式是由该地行业协会中的头面人物（会长）收缴后交给地方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税收机关人员、征收种类越来越多。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上百名，如果加上相应的保安队伍，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数百人。征税的品种，包括奢侈品（如丝织品、高级瓷器）、进口商品（香料等）、日常用品（草鞋、手绢、西瓜、大葱等我们今天常见的东西），多达两千种。

对这些商品都作了细致的税收规定。例如：

药材每斤、白小碗每十五个，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百文；荔枝、圆眼、冬笋、松子、桐油、柏油、黑砂糖、蜂蜜每斤，腊胭脂每两，土粉、土硝、硷、松香、墨煤、麻、肥皂末香槐花、胶枣、鸡头、螃蟹、蛤蜊每十斤，干兔、鸡、鸭每只，白茶盅每六个，甘蔗、藕每十根，竹箸每一百双，竹扫帚每十把，蒲席每领，杂毛小皮每张，毡、帽每个，草鞋每十双，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百七十文。

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不对日常生活用品征税（丧葬用物及舟车丝帛之类免税，又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免税），到了中后期几乎对所有东西都征税。很显然，税收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很大。再加上明朝施行政府官员低薪制度，特别是吏役没有薪水，这种制度的负面作用比我们今天某些行业的“低底薪高提成”更甚。

由于税收的多少与吏役的收入挂钩，因此，他们在积极征税的同时，必然勒索克扣，甚至对一些战略物资强行征税。明政府不得不在1469年规定：对于执行政府任务的运粮、运物资的漕运军船不得征收船钞。起初，吏役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漕粮等征税，只是对漕运粮船上的船员所带的自备粮草、燃料征税。但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吏役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明政府对吏役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没有察觉，也数次明文禁止这种行为，然而，基层政府的运作要靠他们，而他们不征税就没有收入来源，那他们的积极性从何而来？所以，最终还是老样子，役吏们仍然无法无天，商业税征收的地点越来越多，直到明朝灭亡。

上面主要说的是官员、衙役。后面还有皇帝、太监、皇族、皇亲国戚等等，限于篇幅咱们就不说了。日后，会单独开文。

皇家田庄的宦官们见征税大有甜头，便纷纷私设征税点。为此，1502年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此恶行。

同时，征税时暗中索取、罚款、强迫捐献等事情也屡禁不止。

还有严苛的惩罚偷逃税的措施，例如：税收清单上的商品有一件没有缴纳税款的话，清单上的所有商品都要双倍缴纳。而且征税的随意性也很大，税如何征、哪些该减免完全由征税官员做主。

此外，重复征收严重，例如从河西务到北京这一河段上就有三个收税站。

明中央政府和皇帝本身为了某项事务，也往往强行向商家无端征税，美其名曰“捐献”。例如1465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琛就建议对通州、徐州的船只征收“济漕”费，也就是要求商家无偿帮助官家的漕运。理由就是为了国防建设，“国”好了他们自然就好了。

明政府既然如此大规模、大幅度地征税，那么，税收成绩肯定很好了。然而，从数字上看，商业税并不多，例如1488年，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4600万贯钞。该年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贯折合0.003两，因此，折银为13.8万两。

1544年，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5200万贯钞。该年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贯折合0.005两，因此，折银为26万两。

然而，万不可被假象迷惑。真实的税收则远不止26万两。因为上述征税的弊端，真正进入中央财政的税收不及真实税收的十分之一。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每年光在京杭大运河上运输的棉布价值就高达50万两。而棉布只是十种大宗商品中的一种而已，况且棉布与木材、食盐、粮食等相比，其每年运送的数量要低得多。因此，全年实际上的商品货物价值，估计1000万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保守估计，每年仅货物税就可以征收33万两，比全国的商业税收还要多，即使我们承认十分之一这个数字，那么，其余十分之九的税又跑到了谁的口袋里去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各级、各种权势人物）的税收盘剥外，商人中的官僚商人、与官员联合的巨商富贾和走私者的偷税行为，都是造成税收不能进入政府口袋的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走私经济下许多商人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膨胀，不但使税收出现问题，更使“官斗不过吏，吏受制于商”这种现象成为常态。因为，官一般是外派的，而吏则是当地人，官要是想做事只能靠吏，而吏的收入则需要搜刮民脂民膏，这样商人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吏的“老板”。

到后来，商人甚至到了影响地方政局的地步，而这又加强了“白银帝国”的负面因素，从而使晚明亡于商人的证据更加充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