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对待“疑罪”

古人如何对待“疑罪”

疑罪指事实不清、证据不确，难以认定之罪。通俗而言就是既不能证明某人有罪，也不能证明其无罪。现代司法有个说法叫“疑罪从无”，就是凡可疑之罪按无罪处理。这一被现代人崇尚并通行的做法，其核心思想发祥及制度创设皆源自中国古人。

疑罪概念之渊源

大致四千馀年前，古人就有了疑罪的概念。《尚书.虞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是上三代时的司法官皋陶对帝舜所陈述的谋国之道。“罪疑惟轻”就是疑罪以从轻为原则。“功疑为重”指对功劳及大小不确定者，皆从重给与奖赏。汉代经学家孔安国注云：“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疑罪从轻、奖赏从重是上古圣贤治世之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则指宁可放过罪犯，亦不可枉杀一名无辜。经，常也。宁失不常之罪，不枉杀无辜之人。古人认为错杀之危害大于错放，宁可错放而不错杀。

周穆王时，司寇（掌刑狱官）吕侯受穆王之命作夏禹赎刑之法以布天下，曰《吕刑》。其中疑罪赎法见载《尚书.周书.吕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周秦时期的“五刑”指墨、劓、刖、宫、大辟，与之相对应有五等赎金，谓之“五罚”。墨刑以下赎金百锾（锾，古代重量单位，大致三市斤），劓刑赎金二百锾，刖刑五百，宫刑六百，大辟一千。孔安国注云：“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其当清察，能得其理。”凡当判处五种刑罚之疑罪，缴纳赎金释放。凡应处以五种罚金之疑罪，则免除赎金释放。仔细核察，即可得其中道理。

《尚书》是现存古代最早文献之一，明确记载了疑罪概念及其处罚原则。战国时梁（魏）国有件疑案。断案之人一半以为当罪，一半以为不当罪。梁王亦疑而不能决，遂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之曰：“梁有疑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为吾决断如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懂断狱。臣家有二块白玉，其颜色、大小、色泽皆相同。而其价格，一块值一千金，一块五百金。”梁王曰：“径与色泽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从侧面看，一块比另一块厚一倍，所以这块值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给。（参贾谊《新书.连语》）

“疑罪”入律

疑罪一词古代又作“疑狱”，首见《汉书.兒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疑罪一词则首见《后汉书.百官志二》：“廷尉……凡郡国谳疑罪，皆当以报。”至唐代，“疑罪”一词正式进入典章。

《唐律.断狱》：“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得过三。”

《唐律》关于“疑罪”的总原则是缴纳赎金，此点与上古时的法律精神相同。疑罪有两种情形：1、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数量相等。《疏》议曰：“八品以下及庶人，一人证虚，一人证实，二人以上，虚实之证其数各等；或七品以上，各据众证定罪，亦各虚实之数等。”此条解释将八品以下官吏及普通百姓与七品以上官吏分别列项，凡证据数量相等即属于“虚实之证等”。关于“是非之理均”，《疏》议曰：“谓有是处，亦有非处，其理各均。”即指是非之情理均等。2、疑似有罪，却无旁证；虽有旁证，而事实并无疑似有罪之情形。《疏》议曰：“赃状涉于疑似，傍无证见之人；或傍有闻见之人，其事全非疑似。”这就是“或事涉疑似”。

《唐律》规定，司法官对疑罪意见不一应进行商议。但不许反复提出异议，以致案件久拖不决。《疏》议曰：“‘即疑狱’，谓狱有所疑，法官执见不同，议律论情，各申异见，‘得为异议’，听作异同。‘议不得过三’，谓如丞相以下，通判者五人，大理卿以下五人，如此同判者多，不可各为异议，故云‘议不得过三’。”司法官审议案件允许各抒己见，即称作“得为异议”。但丞相及大理寺卿以下所属司法官有十馀人，不可每人皆有不同意见，异议不得超过三种。

《宋刑统》沿用照搬《唐律》“疑罪”相关规定。

《大明律.问刑条例》有“辨明冤枉条例”，规定：“如有冤枉及情罪有要矜疑者，即与辩理，具奏发落，毋拘成案。若明知冤枉不与辩理者，以故入人罪论。”《大清律.断狱》“辩明冤枉”《条例》引述《大明律》上条规定。“矜疑”是明清司法术语。矜意为可矜，表示可以怜悯之罪。疑就是可疑，应研究辩明并奏报，不得审理定案。矜疑之罪，皆照例减等处罚。

《尚书》所载“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古圣贤之法，无疑为后世司法提供了思想资源。现代“疑罪从无”应当即由“罪疑惟轻”传承完善而来，其法律精神脉络是有迹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