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们的人生命运改变了吗？

在众人的怀旧中，1980年代往往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人的幸运是以更多同龄人的不幸作为衬托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时评家鄢烈山反复强调。

30年前，1977年，高考恢复，从此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脉搏。今年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两会”上提案废除高考；学者刘海峰则说：尽管有各种缺陷，但30年来，高考制度无疑是中国所有制度中最公平、最具公信性的制度之一。

1978年3月，时年31岁的老鬼，30岁的罗中立、何多苓、霍东龄，22岁的刘学红，19岁的杨千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大学之门关闭了12年之后，1977年12月，每29个考生中有一个如愿以偿。

从走进考场起，那代人是追赶时间的一群。1970年代忙着上学，1980年代忙着出国、下海，1990年代忙着晋级、当总裁、办展览、发表著作……2006年岁末，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台长康宁把他们聚在一起。在该台《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的演播间里，7所大学的82届毕业生一起回忆大学往事。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北大：街上流行红裙子

老鬼从山西大同机械厂走进北大新闻系77级的时候，带了一部让他的同龄人不安的小说手稿。这部名为《血色黄昏》的小说以老鬼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为蓝本。虽然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有知青经历，但有老鬼这般粗粝经验的并不多。

刘学红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新闻系77级，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云县插队，被分配到林业队管理果树。后来她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她写了热汗淋漓的劳动，也写了公社果园的诗情画意。

进入北大之后，刘学红保留了记日记的习惯。1981年3月21日，中国男排以3∶2战胜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四千多名北大学生集队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和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同一时期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称1980年代的“最强音”。刘学红在日记里记下了同学们欢呼雀跃的场面。那是人们的激情极容易点燃的时代，动辄就是万人空巷、举国欢腾。

除了紧跟时事，刘学红和班里的女生也是时尚的引导者和追随者。刘学红有一张烫着大波浪、穿长过膝盖大红连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鲁薇给裁的，刘学红自己扎的。鲁薇被公认为全班最能玩的人。复习最紧张的时候，也会揣着一张淘换来的票，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去部委机关看“内部电影”。

北京大学新闻系77级的同学自己办了一份叫《实报》的小报，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小事没有他不敢评论的。与老鬼、刘学红等同时走进北大校门的77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和当时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后来的北大教授陈平原共同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生刊物在各地大学中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

华南理工：务实发奋学科技

广州知青霍东龄自小喜欢摆弄收音机，后来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最高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那时最吃香的专业就是电子、电信、建筑、造船等理工科。

他所在的班里，16岁到32岁的都有。班里应届生很少，像他那样的知青占了多数。入学之后，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则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霍东龄还给自己提出“三戒”口号：戒电影、电视、娱乐。文学他也沾得不多，他觉得伤痕文学在工科生中影响不太大，“没那么多时间老是去看过去”。在北边学校轰轰烈烈地提“从我做起”、“振兴中华”时，华工的霍东龄们更多是在务实和发奋。

毕业分配的时候，77级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只要拿着文凭，就会有地方抢着让落脚。优秀些的，则立马被视为骨干。霍东龄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做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1995年，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他们的同学很多也成为国内电子电信行业的老总，如TCL的总裁李东生、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德生电器的总裁梁伟。

跟父亲当年的惨烈竞争相比，霍东龄女儿的教育经历活泼得多。她自小就被带着出国游历，高中时就去了英国。她现在上大三，念的也是电子电气工程专业。

川美：有节制的“疯狂”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时，杨千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考大学前，他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跟何多苓名声相仿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他投考川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因为大学生每月补助是五十几块钱，而作为中专生的他那时每月补助29块。

同学之间年龄、阅历的差距很大，年长的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慢慢成为“大哥”，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追随者，一个圈子里的人课余扎在宿舍切磋画技。临近毕业时，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夏天溽热，两人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当画刀，房间逼仄，他把儿童望远镜倒过来用，增加空间的纵深感——《父亲》就是这样画出来的。正热汗淋漓时，杨千的女朋友在楼下拖着悠长绵软的川音传唤：杨千，我来了——她来送鸡汤。罗中立和杨千忙则慌手慌脚地找衣服、穿衣服。几十年后，罗中立仍然可以把杨千女友的神态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他爽朗地大笑，对观众席上的当代大学生们说：“我们那时比你们现在疯多了。”

疯的例子包括，熄灯之后，把画室里的黑色衬布裹在身上，一手擎着蜡烛，一手托着用来临摹的骷髅挨个宿舍吓人；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门插好，把水槽里放满水，脱得光光地躺进去，听何多苓说书———《悲惨世界》……不讲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大家最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后来这成为川美油画系77级的班歌。

有一次全班男生爬到宿舍楼顶的平台上乘凉。骤雨忽至，众人狼狈爬起，顺着唯一的入口爬回宿舍楼。黑茫茫的天地间，仿佛只有宿舍入口的一线亮光，一大群人围着这个洞，像淋透的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钻进去。这个充满隐喻的画面几乎成为川美77级青春痕迹和艺术追求的象征。1970年代末，国内的美术教育仍然充斥着画正面人物要“红光亮”的教条。川美77级学生却自觉不自觉地以“小苦旧”和“伤痕美术”挑战“红光亮”的权威。罗中立创作了《父亲》，何多苓画出了《春风已经苏醒》，杨千画了一位下放的右派亲戚背着行李远去的背影。

“我们那时候疯吗？”已步入中年的杨千反问记者，“我们那时没人嗑药、没人夜不归宿去通宵舞场跳舞。禁忌虽然打开，但总的来说控制还是很死。重压之下，很多人产生了逆反心理，所以到了1980年代可以出国后，很多同学都出去了。”

现在，82届的孩子们也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相形之下，他们就幸运多了。

两个“潘晓”的命运

30年前，高考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围绕高考的各种讨论也展开了。而有关潘晓“人生的路”的讨论，堪称诸多讨论中最具全民性的。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

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潘晓是“树典型”的产物。《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北京经济学院78级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潘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孤僻，太学生气”。潘在成为潘晓之前曾自杀过，脱险之后他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对于自杀，潘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自幼寄居在亲戚家，心理比较灰暗，而1979年春节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

黄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母亲19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跟老人们一起缠线球。在厂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完成自己的定额后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领导见黄晓菊到处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已经完成了定额。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否则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工人很多腿脚不灵便，又没带伞，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级领导却悄悄躲在大门后头，把早走的人名单记下来，并在月底时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当月的奖金。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黄晓菊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时，她走进去问：“我能说两句吗？”众目睽睽下领导也不好让她闭嘴。

黄晓菊说：

第一，你们的执行方法不对，我们走是车间主任决定的，所以车间主任有责任

第二，厂一级领导如果觉得车间主任的做法不对，当时应该阻拦。可厂领导却像抓特务一样躲在大门后。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最后6块钱的奖金补发下来，她在厂子里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并没有改变她在厂里的处境。无奈，黄晓菊辞掉工厂的工作。经马丽珍介绍，黄晓菊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资料室干发行和查书取报的活。但在这些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黄晓菊也是个异类。

1988年，离了婚的黄晓菊，为了自己和3岁儿子的生计，冲到刚刚建省的海南，为《海南特区报》拉广告，还到深圳给日本生意人当保姆……最后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在西单附近家门口开的一个小小的服装摊。

儿子桑也行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黄晓菊的命运。上学后，他像妈妈一样叛逆，公然在课堂上挑战老师的权威。最后，他也没上大学。如今1米80的小伙，做过促销，学过调酒师，当过门童、服务生，在部队当过兵，转业之后打算开一家主题餐厅。母亲认为儿子的选择比她当年多得多。

黄晓菊说，她不为没上过大学后悔。不过说到年轻时代爱读的那些书、说起伶牙俐齿舌战厂委会时，她也会兴奋地憧憬：“我要是上了大学……”

上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此后潘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近几年，潘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至于没有结果的大学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个片段罢了。

摘自《南方周末》石岩万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