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上海市频频传出严打“非法”专车的消息。7月以来，这样的查处行动进一步升级，仅在7月17日晚，当地就查扣“非法”专车15辆，对于被查专车，司机罚1万平台罚10万，处罚不可谓不凌厉。此次上海即将推出“通报单位”之招，更是全国首创。
规范专车，处分违法行为固然必要，但相关执法部门却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处罚专车司机“通报单位”，相关法律依据何在？翻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只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七种，并无“通报单位”的选项。当然，如果有司机开单位车辆进行专车运营，那通报单位倒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在现实中属于极少个例。
对于公权部门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理当是一个常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公权部门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万不可任性。事实上，此前一些地方把处罚民众闯红灯等违法行为通报其所在单位，屡屡引发争议。对于这样的民意，相关部门不可视若无睹。
动辄把对公民个人的处罚“通报单位”，背后暴露一些部门的陈旧思维。在这样的思维里，一些部门显然仍停留于计划经济时代，把公民看成单位的附属品，而没有正视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包揽一切、铁饭碗的用人机制早已退出历史，“单位人”已全面向“社会人”转变。员工和单位只是契约关系，员工犯法，与单位何干？单位管的是员工正常工作时间内的行为，工作时间之外，员工自己想做什么，单位无权管，也管不了。
法治社会，公权部门理当是守法的典范，公权部门一旦“违法”，其破坏力要远甚于公民的“违法”，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恶劣得多。通报单位或街道的法外之罚，看似不起眼，但其对公民个体恐怕将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因为这实际是将公民的私生活曝光，是对公民的羞辱罚，此外，执法部门频频找上门，也令企业烦不胜烦，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
专车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环，对缓解公众出行难，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目前的制度约束下，的确有一些专车司机涉嫌违法，对于其中的问题，固然应治理，但也应依照法治的思维，与时俱进。
韩涵（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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