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只要会普通话，一般都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就算是不会说普通话，一个操着沙东话的同学到了河南、河北，也能沟通个大概，绝不会有人听不懂。
但到了浙江，你就会发现这套行不通了。从方言学的角度来划分，浙江95%以上人口说的方言都可以被归为吴语[1]。但当杭州人、台州人和温州人一起张嘴的时候，只能尴尬地切回普通话模式。
浙江台州。台州市东临大海，南邻温州
在浙江，有时候就算是来自同一个县也有可能彼此语言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呢？
浙江话，自带加密功能
浙江人虽说讲的都是吴语，但吴语也有差别。浙江的吴语可以分为六个大片：太湖、台州、瓯江、上丽、金衢和宣州片，而太湖片又可以再分成四个小片[1]，相互之间差异非常大。
位于湖州市的南浔古镇。湖州位于浙江省北部，地处太湖南岸。湖州话属于吴语太湖片苕溪小片
早在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时，浙江就凭借自己省内方言的复杂程度，成功引起了调研团队的注意。一开始，按照一县一点的原则，浙江就确定了77个方言点。但他们发现，有些县根本不止一种方言。最后调研团队又增加了11个方言点，总计88个[2]。
换句话说，浙江省已经确定的方言就有88种之多。浙江人讲起家乡话，都自带屏蔽功能。
丽水市松阳县。这里属上丽片中的丽水小片
同为吴语区的一份子，彼此间差异却如此之大，其实与方言学的划分定义有关。
方言之间能否被划分为同一类，主要根据它们的音韵学特点来划分，也就是“特征判断法”。音韵学上，同样符合一个特点的方言，就好像得到了一张开头号码相同的身份证号，也就得到了一个地方的身份确认。
而判断一门语言是否是吴语，主要看“帮滂並、端透定、见溪群”这九个字的读音有没有保留古代的读音[3]。北京话中“帮並”合一（都为b），“端定”合一（都为d），而吴语里面，“並”和“定”的读法实际上都是普通话没有的浊音。
豫园灯会上的上海方言霓虹灯牌。上海话也是吴语的一个方言，属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
所以只要保留了这种读法的方言，就被认定为吴语。而用词、语法上的一些特点都不是划分方言的重点。
因此，虽然大家都说吴语，内部差异也很大。拿一个“你”字来说，上海、嘉定一带说“侬”，苏州说“倷”，常熟说“嫩”，而无锡常就直接说“你”。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就有不少对话都直接使用了吴语。
阿碧微笑道：“两位大爷来啊来到苏州哉，倘若呒不啥要紧事体，介末请到敝处喝杯清茶，吃点点心。勿要看这只船小，再坐几个人也勿会沉格。”
金庸是海宁人，所以这里讲的吴语也是太湖片。不过如果他到浙南的温州去恐怕就真的“弄勿清爽”了。因为浙江南北两地的吴语差异极大，就算是同一个县的都不一定能听懂，更别说南北两地了。
温州世贸中心大厦。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广义的温州话在学术上又称作瓯语，被笑传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温州话”
在北方，这样的情况很难想象，但在浙江，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的方言呢？
地形、移民惹的祸
其实要是看一下浙江的地理地形，就能大概明白了。
浙江的地形号称“七山一水两分田”，70%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剩下30%，河流和湖泊还要占去6.4%[4]。而在古代，要想“跨过山河大海”去和别人交流也是一件困难的事，高山和密林往往也就成了方言的分界线。
因此，在浙江省内，内部方言一致性最强的往往是浙江北部的杭州、湖州、绍兴和宁波等[4]。这是因为这些方言区往往都在平原上，彼此间的交流和往来相对比较密集。
浙江省绍兴市的三味书屋。鲁迅曾这样描述：“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
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些地区有发达的水系连通。
在太湖水系和大运河水系、这些地区的人们可以乘船往来，因此在一来二去间，语言的沟通性也就大大提高了。而钱塘江沿岸的方言，一般也都是可以沟通的[4]。
同理也适用于舟山和宁波。虽然它俩一个在陆地，一个在岛上，但两地之间有发达的海运，在清代海运解禁之后，许多宁波人都去了舟山[4]。因此宁波话和舟山话的沟通度也很高。
舟山市东极岛
所以你看，《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说的是杭州话，黄蓉说的则是接近于宁波话的舟山话，这两种都是浙江北部吴语太湖片的方言。所以他们两个最后能成一对，主要原因还是谈情说爱的时候，语言沟通没有障碍。
而浙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多山地丘陵，浙南即便是紧挨着的两地，方言也往往不能沟通。浙南的台州市虽然与宁波相邻，然而两地隔了一座天台山，因此方言差异很大[4]。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桐柏宫
而讲着“恶魔之语”的温州人民，由于西面靠山，东面靠海，境内又有150多条河道，因此不仅同属吴语区的宁波、台州人听不懂温州话，温州人自己也不一定能听懂温州人说话[4]。著名的互联网传说中，抗战时曾被当做军事密语的苍南蛮讲，也就出现在这一地区。
温州市苍南县大渔湾。苍南位于浙江省最南端，有168公里海岸线
不过，“十里不同音”的情况也不能完全推给地形，移民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比如，浙江西北部的安吉、长兴等县，就分布着总人口50多万的一些使用河南话、湖北话的官话方言岛。吴语区还有其他地方的方言，这就是因为移民。
比如，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浙北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战后人口损失也十分惨重。以安吉县为例，1851年该地区人口29万，可是到战争结束后的1871年只剩下1.1万人。因此清廷从湖北、河南等地迁来了大量移民用来补充人口损失。随着他们一同来的家乡话自然形成了官话方言岛[5]。
安吉县在浙江省西北部，被称为“中国竹乡”。安吉的中国大竹海是电影《卧虎藏龙》拍摄地
也就是说，在浙西北地区，这个村子还是本地说吴语的土著，只隔了一座山或一条河的另一个村就可能是清中后期迁来的河南、湖北移民，说的外省方言。由于交通不便，他们世世代代也没有进行交往，杂七杂八的方言也就保存了下来。
不只战争移民，古代的军政制度也会带来方言岛。比如浙江宁波观海卫的燕话方言，实际是一个闽南语方言岛。而温州的金乡话，则兼有北方方言和北部吴语的特点。
这些人就是由于军事需要，从福建或浙江北部迁移到沿海地区从事卫戍活动的。这些军户往往携家带口居住在与周边隔离的军事据点内，他们的户籍也不能从军籍转入民籍。这样保持着与外界的隔离状态，就使得他们的方言得到了保留[6][7]。
外来移民不仅能直接产生方言岛，也会影响本地的方言。比如南宋迁都杭州，大批北方人也随之移居。在1127年到1156年的30多年里，杭州的外来人口就超过了本地土著[8]。因此杭州话受到北方话的影响，也带上了浓重的北方色彩。
如今的杭州，也因互联网浪潮吸引了许多外地人
没有经济中心就没有标准方言
不过，浙江方言之所以这么纷繁复杂，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标准语”。
一般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影响力越大，则周围地区的人与它的交流越多，该地的方言也就越有可能成为本地区的“标准语”或“共通语”。而这就跟地方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
比如日本在19世纪后期开始推行国语运动，而当时首都东京当时在日本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十分强大。东京上层社会使用的方言就成功当选了日本标准语[10]。而当时影响力稍逊于东京方言的关西话，现在只是电视娱乐节目中搞笑艺人在使用。
粤语也是同样的情况。从清代开始，广州就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广州方言也逐渐上位成为粤语的标准语，而曾经与广州话相差无几的四邑话就没什么人会说了[11]。
广州风情
但浙江就完全不同了。“浙江”一词首次出现还是唐朝。由于以前行政区划过于臃肿，浙江被唐肃宗拆成了东西两道。在整个唐代，浙江的行政中心又三次迁徙，这三次迁徙的目的地分别是昇州、苏州、杭州。
直到北宋，东西两道的分分合合重复两次后，终于在南宋初年，确定了以越州（绍兴）和杭州作为两路分别的行政中心[12]。
在明清时期，此前一直和杭州上演“甄嬛传”的苏州府被划归江苏，杭州才终于成了浙江地区真正的老大[12]。不过，这早就没什么用了，因为这时吴语的分割局势已经基本确定了。
游人如织的西湖断桥。据说断桥建于唐朝，随着浙江政治中心的变迁，断桥的人流量亦会随之变化
由于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浙江方言最后也没有一个“老大”，最后大家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外国传教士就曾亲身体验过吴语的魔性。1845年6月，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就发现，他的中国男仆（宁波人）在吴淞口试图与船工、水果贩子等人交谈，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而不是本地人的官员，通常都要随身带着翻译[13]。
上海吴淞口码头的轮船
不过巧合的是，虽然浙江十里不同音，浙江人彼此间也只有说普通话才能交流得了。但每当他们在外面说起各自的家乡话来，却常常被人误以为是来自同一个团体——日本人。
本文来源：城市漫游计划
作者：城市漫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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