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而，诗作发表两个月后，海子在温暖的春天里选择了卧轨自杀。
多年以来，中国的高自杀率问题一直为世界所关注，农村居民的自杀率长期高于城市居民，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居高不下。所幸的是，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整体自杀率已经大幅降低。
根据历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城市每十万人自杀死亡率已从2003年的10.96/10万人下降至2015年5.07/10万人，中国农村每十万人自杀死亡率已从2003年的17.29/10万人下降至2015年8.39/10万人。然而，农村居民相比于城市居民依旧更容易选择自杀。
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存在复杂的结构性原因。首先，这很大程度来源于经济水平的差异。在《流行病学杂志》（Journal of Epidemiology）发表的最新研究中，Sang-Uk Lee等人在研究了2003年到2013年韩国自杀者数据后发现，社会地位与自杀倾向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社会地位越低，自杀倾向越强，其中，医疗补助接受者具有最高的自杀风险。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吴飞认为，中国人的自杀“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过日子”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而家庭在这个概念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家庭政治中的公正问题，如家庭内部冲突、夫妻口角以及父母殴打子女，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中国式自杀，很大程度上是对不公的反抗和人格价值的追求，自杀是工具性的。
同时，1897年法国自杀学创始人埃米尔·迪尔凯姆依据26000份中欧自杀案例总结的规律“自杀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在世界范围内依旧成立。中国也不例外，城乡居民在65岁以上年龄段的自杀率都显著高于整体水平。与自杀有关的生活事件因素包括躯体疾病、人际关系问题和丧亲之痛，其中躯体疾病和生活事件对于老年自杀的影响较大。
“自古逢秋多寂寥”，大多数人认为阴冷天气更容易诱发自杀行为。实际上，自杀的高发季节是天气温和、生机盎然的春夏季，其中最高峰通常处于夏季。以1970年到2001年的37987名丹麦自杀者为例，不论心理状态和性别因素，在各分类样本中，夏季自杀人数数量都显著多于其他季节。
对于自杀多发生于春夏季这一现象，埃米尔·迪尔凯姆在其著作《自杀论》中给出的解释为：白天事务繁忙，社会生活紧张，更容易自杀；随着白昼时间延长，工作时间相应延长，社会活动增强，自杀可能性也因此提高。其依据为自杀每日时间段上多发生于上午6点到11点和中午到4点，每周多发生在周一到周四，而这些都是当时通常意义的工作时间。
不过，通过研究上世纪末希腊、挪威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三地的光照数据和同时期自杀率数据，西方学者发现，剔除光照因素对自杀率影响后，自杀率的季节性仍然存在，因此自杀的季节性特点不能由单一光照因素解释。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研究者，在调查了2009年北京市110家综合医院的自杀患者特征后发现，在该地区，自杀人数最高的季节为春季，自杀群体中女性显著多于男性，同时，自杀的主要方式是服毒。这应证了李建军在《自杀研究》中所提到的，农耕时节服毒自杀药源的易得性，也是自杀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加缪曾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虽然直至今日，自主选择死亡的合理性仍存在争议，但世界卫生组织已将预防自杀作为一项全球性要务，其对自杀开出的药方包括三项：限制自杀工具的方便易得，将卫生保健服务纳入自杀预防的核心部分，发挥社区在预防自杀中的关键作用。
无论是对正义和人格价值的追求，还是权力关系不公的反抗，自杀终究是对生命最终极的否定。在变迁中的中国社会，自杀问题依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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