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自毁前程，被封杀4年，他还好吗？

1994年，中国有个人叫何勇。他唱了一首歌，叫《垃圾场》。然后他连同窦唯、张楚一道开启了“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

这辉煌来如闪电，去似朝露，一夕之间花火凋零。

“新音乐的春天”之后马上就是“严冬”了。

2015年12月，《何勇因捅人被捕，疑因精神病复发》登上新闻头版。

那天半夜，何勇去小区里的小卖部买烟。

里面的老头不开门，何勇拼命敲，门终于开了，火冒三丈的他掏出水果刀，向店主肚子扎去。

熟悉他的人说，“又犯病了”二十多年前何勇就有精神病倾向。

何勇自己也曾说：我中了蛊了，失去判断力，失去时间，失去是非，失去一切。我失去友谊，女孩全都背叛我而去，这就是我的青春。

1981年的夏天，一部叫做《四个小伙伴》的低成本、小制作儿童片在各地电影院悄然上映。

连导演琪琴高娃都没预料到，这部看似无足轻重的电影，却先后斩获意大利第十二届季福尼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法国郎市青年观众电影节青年观众奖，伊朗第十六届国际教育电影节荣誉奖。

这部电影的光辉履历，成就了电影四个小主角。站在超出其他人的起跑线上，有成为外交官的，有人继续拍电影，也有人跑去写作。

还有一个男孩，在中国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男孩叫何勇。

1969年，何勇在中央歌舞团大院出生。文体大院里住着崔健和鼓王张永光。

父亲何玉生是三弦演奏家，中国第一个弹电吉他的人，那英、毛阿敏、孙楠都是何玉生的学生。

何勇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开始学习中国民乐，小学参加学校各类文艺演出。

中学时候，何玉生托人从苏联买了一把电吉他，在后海边上练习。

那时似乎就到了“反叛期”，何勇讨厌学校、老师、家长，整天和那些“所谓的坏孩子们”在一起，初三时因为得了肝炎休学半年，但学校还是让他毕业了。

何玉生没反对，他觉得学校教育未必比实践教育好，把何勇招到了国家歌舞团。何勇绕着北京各个歌舞团工作，接触并爱上了摇滚乐。

他常以“麒麟王子”自居，踌躇满志，顾盼自雄。他喜欢麒麟这种四不像的生物，因为四不像和他的音乐一样，变幻莫测，从不会循规蹈矩。

犹如麒麟口能吐火，声音如雷，年轻的何勇是个青皮，属于招招见血的人物。

他留着长发、戴耳钉，身穿黑色皮衣和膝盖上是洞的牛仔裤，在人群中极其醒目。

当时在台湾音乐人中，还流传这么一段传说：“碰到何勇，离他远一点儿，他失控起来，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1991年，22岁的他，抄起两把斧头杀进大地唱片公司。公司不得不把母带还给他。

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中，迎接着欲望的冲击。

1993年，是中国摇滚最灿烂的日子。它就像一把刀子，锋利而热烈，让人久久无法释然。

窦唯一曲《高级动物》尽数人类灵魂深处的种种陋习，张楚出了《孤独的人最可耻》。

正是那个时候，台湾的张培仁半夜翻墙找到了何勇，至此窦唯、张楚、何勇魔岩三杰集合完毕。

在魔岩拍摄了《钟鼓楼》和《垃圾场》的歌曲MV，并推出了自己唯一的个人专辑《垃圾场》。

相比于张楚的安静和窦唯的内敛，何勇的激情更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他在舞台上也是最“疯”的那一个，他的歌词简单直接，他的呐喊声直抵人的心灵，让人反省和深思。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象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垃圾场》

父亲给他下了一句评语：“有天分的孩子，能从生活中提炼出歌来。”

当年那群有性格的年轻人对于摇滚乐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内心有股坚定的信念，中国是时候该拥有一种颠覆性的音乐了，一种能带给民众力量的东西。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工体馆喊出了“一无所有”，为中国摇滚正式拉开序幕。

也为它定下基调：表达自我，发泄荷尔蒙。

魔岩去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是件大事。去香港之前，没人看好这场演唱会。

演唱会台下，张培仁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魔岩的意图，让中国摇滚乐走出去，再回头来造成影响。

何勇在演出前炮轰四大天王的言论——“四大天王就是小丑，张学友还可以吧”，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不少涉及演出的灯箱、地铁广告都被石头砸碎。

或许炮轰言论的“炒作”起到了部分作用，演唱会当天，红磡体育馆坐满了媒体和近万名观众。

最后出场的何勇看到底下的反应，心里有底了，对台下喊着：

“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

尽管场地有严格的规定，但是上万名观众都跟随着音乐咆哮、摇摆、撕扯衣服、纵情跳跃。

这是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演出。

“魔岩”的缔造者张培仁回忆说：其中有个人边撕自己的衣服边大声叫喊，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这次的演唱会令香港歌迷大开眼界，因为台上不仅有西洋音乐，还有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

何勇在演唱《钟鼓楼》前，对台下说：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

然后转身向他轻轻鞠了一个躬，变得乖巧。一曲终了之后，何勇再次先向何玉生鞠了一个90度大躬，才回头向观众鞠躬致意。

第二天，港台报纸则以“空前显著的版面”报道了演出盛况：《摇滚灵魂，震爆香江》《中国摇滚，席卷香港》《红磡，很中国》……

94年的红磡演唱会，成了一个时代匆匆完结时的最后华彩。

年轻气盛的何勇很纯粹，心中只有摇滚音乐。

2008年在《再见，乌托邦》里，何勇拍着胸口说“这里的东西出不来”。

多年以后，何勇面对记者问出关于四大天王的事，他淡淡地说：这些年我也没关心他们。

的确，他更应该关心的，是他自己了。

1996年，他应邀在首都体育馆参加流行音乐20年的颁奖演出。献唱《漂浪姑娘》，他把舞台上的黑色钢琴琴键踩得支离破碎，对着观众大声喊：

“李素丽，你漂亮吗？”

如果那场演出顺利，摇滚也许会从地下转为地上。但何勇搞砸了，他自己遭到封杀，摇滚圈的人也没有支持他，还认为他害得摇滚不能“转正”。

媒体一致对他进行抨击，说何勇调侃劳动模范，不尊重劳模。

何勇被禁演4年。

贫瘠地里生出的鲜花，再绚丽夺目，也难有长久的生命力。辉煌、激情被一夜成名耗尽后，结局如何勇后来所言：

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后来，魔岩宣布退出内地，何勇除了挣到第一张专辑的那点版税，此后再也没拿到任何钱。

“魔岩三杰”成为了“魔岩三病人”。魔岩三杰带来的“春天”转瞬即逝。

何勇的结局并不是很好。

回忆起这件事，何勇说：“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心态上的，这么多年搞摇滚，可能在地下呆惯了，那次演出是一个进入主流的机会，但是我拒绝了。”

1997年到2006年，何勇三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幸福大街主唱吴虹飞全都看在眼里，“何勇做不少‘荒唐事’。”

2002年，何勇在家里放了一把火，准备自杀，后来被邻居发现，警察来了才保住了命，接着他又被送去了精神病院，报道出来后我们这些人才回过神儿来：他怎么了。

许多年后，他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不知道究竟是‘纵火’还是‘失火’。”

接着失去心爱的狗——卡卡，据幸福大街主唱吴虹飞说，“他挂掉电话，开始咒骂，在大街上疯跑，找人挑衅，无法控制悲伤，丧失自制的能力”。

没有人预料到，出道即巅峰的何勇，也在无法挽救地走向衰败。

2004年，何勇和女作家尹丽川闪婚闪离。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这段婚姻：

我丢了自己，也丢了心爱的人。

后来，何勇成了一个反复无常的人。

前一秒他还和朋友握手言欢，喝了酒后就开始发怒，觉得对方是一个居心险恶的坏人。

这常常使他感到绝望，许多朋友不敢和他太接近。

在北京马路上走着走着，想到过去的朋友们，想到失去的时间，何勇会在街上失声呜咽。

他是一个摇滚歌手，永远做不到不摇滚，当情绪在眼眶后冲击的时候，从不克制眼泪。他洒泪跑着，进去一家KTV，开始唱范晓萱。

有人说，何勇是愤青，是中国朋克的鼻祖，他自己的解释有点模糊：“其实我的愤怒里是有爱意的。”

像在舞台上一样，后海边上长大的何勇停止不了奔跑，像在寻找什么。

1997年，何勇看了一年的《圣经》，2002年前，他有一段几乎要出家了，青城山、崂山……仿佛在寻找归宿。

何勇反复翻阅乐队朋友妈妈送的那本《了凡四训白话解释》，熟练地翻开一页，说这里有句话说得特好。

“从前的一切一切，譬如昨日已经死了；以后的一切一切，譬如今天刚刚出生。

在一个没有音乐节，没有广告代言，没有商业赞助的年代，摇滚老炮彻底哑火了。

在盛志民的纪录片《再见  乌托邦》中，何勇向DJ张有待打听张培仁的消息，想通过他向滚石唱片要点钱：“这么多年了唱片一直卖着，彩铃什么的，一分钱没给过。”2007年，他只演出了三场。

互联网的到来，让歌可以唱的更远。但是免费下载、免费听歌，歌手去哪里赚钱吃饭。何勇弄不明白，他问张有待，“网上有商业模式吗？”

或许，何勇该更直接点，中国还需要摇滚乐么？

父亲何玉生说他，“人真奇怪，除了吃饭，还要思想自由。”

2004年，是中国音乐节文化的破土之年。

贺兰山脚下，何勇在摇滚节中的表演异常眩目。

《幽灵》前奏响起，何勇依然是10年前那件蓝色海魂衫，依然是熟悉的打招呼方式：“银川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

从第一首歌《姑娘漂亮》，他满场飞奔，疯狂蹦跳，和台下的歌迷一起大喊：“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唱完这句，何勇俏皮地插上一句，这个问题他已经解决了，那就是交一个养狗的女朋友。

他的灼热，可以把空气变成熔岩，让心灵核爆，让记忆变色。无论是《头上的包》、《垃圾场》，还是新歌《虚伪》和献给张炬的《风铃》，都充满了激情和力量。

“三弦演奏，我的父亲。”

还是那句熟悉的旁白。何勇的父亲再一次和自己的儿子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担任《钟鼓楼》的三弦演奏。

图为19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很多歌迷已经提前喊出那句口白。

何勇突然停下，静静望着自己的新老乐迷们，轻轻吐出一句

——钟鼓楼没变，是我们长大了。

谁能料到，2015年，何勇再次进院疗养。

两年后的一场义演，黑豹、唐朝、张楚、姜昕、罗绮到场，是为何勇筹措医药费。

前几年，84岁的何玉生还在教学生民乐，就为了给儿子多留些保障。2018年媒体去采访他，他托记者打听演出机会：“我们有唱也有跳，京剧豫剧，河南梆子，地方民乐，什么都有。”

在这个潮流奔涌的社会，我们的棱角被无尽的现实所磨平，摇滚的声音在和谐的交响中越来越小，心中那份不随主流，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的态度也越来越难以坚守。

张培仁说“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

在何勇唯一的专辑内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北京的钟鼓楼上，有一只石雕的麒麟，在那儿站了几百年，默默地凝视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总在等待。有一天，会有一阵大风吹过，它会随风飞起来。”

如今，当我们回忆起那个曾经年轻过的夏天，是否也会如日渐迟暮的北岛一样感慨：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老”和“成熟”会接踵而至，就像“爱”会变成“爱过”一样。

当银锭桥再也望不清那西山，那个安静缓慢的古典年代正在终结。

而我们的精神归宿又在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