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在跨年演讲里分享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一位小学班主任，班上有三个学生上学没带作业本，要在群里通知家长。老师没有说三个孩子的名字，更没拍孩子的正脸，只拍了孩子鞋子的照片发到群里。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各家孩子的鞋，家长一下子就能认出来，而别人认不出来。督促的作用起到了，大家的面子也都保住了。
讲到这里，罗胖引出了教育专家沈祖芸的话：“未来一个教师如果仍然只是一个知识讲解与传授的角色，那么他会被替代，而成为情绪劳动者的话，他就无可替代。”
“双减”大背景下，处理好和家长、学生的关系，已经成了老师岗位职责的重要项目。而套在这个故事里，这位老师“有能力想象不同场景下不同人的感受”，正是一个优秀情绪劳动者的必要条件。
个人大胆预测，在“丧文化”遍布各类生活场景、“软技能”被愈发重视的当下，“情绪劳动”可能会成为2022年的热门词汇。
别觉得这个词有多高级，其实就是你每天都在嚷嚷的“心累”。只不过有些人拒绝空喊，选择了更有意义的“心累”方式，比如老师，比如医生，比如全职妈妈/爸爸。
“情绪劳动”
是如何击垮你的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概念，最早是1983年由美国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在《管理的心》一书中提出的。
当时，Hochschild将其描述为：“为了让自己维持恰当的精神状态，必须诱导或抑制情感”。
心理学家们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更符合心理学范式的定义，认为这是一种“在与顾客互动过程中，展现得体情绪的行为及相应的心理过程”。
比如，空乘人员不管自己高不高兴，TA都需要在工作时间里，扮演一个“微笑、温柔、体贴”的人；医生不管今天接了多少病人，经历了多少负面情绪，“总是要维持一个专业、冷静的形象”。所有明确要求“不准不满意”、并且有标准服务规范的职业，工资实际上都包含了“情绪劳动”的回报。
还有一种“情绪劳动”，看起来更像是困于人际关系的自我撕扯。我们大多数人说的“心累”应该也在其中。比如，你每天都要跟一个非常讨厌的同事开会，却依然不能表现出烦躁。你在会上表现出了职业的态度，但心里话却是“真的想骂人”。
你可能得假装开心，挤出一个笑容。你可能得假装平静，让自己别黑着脸。你还可能得假装难过，拉下嘴角和眉眼。
每一个扮演出来的表情背后，都是一次“情绪劳动”，都可能让你的疲惫再多一些。为了不在办公室里“当场崩溃”，很多人每天情绪都游走在极限的边缘——这种感受是与脑力/体力劳动截然不同的。
社会学家将情绪分解为两个层面：
1、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
2、你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怎样的，这叫情绪表达
“情绪感受”和“情绪表达”之间的差别越大，你需要付出的“情绪劳动”工作量也就越大。
设想一下，不管我们从事何种工作，常规职场上所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向上的，对不对？下班回家面对孩子，育儿专家也无数次敲打你“不要把坏情绪带给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正能量”。
所以你也许能明白，为什么那些开车回家的中年人，总喜欢在车库里独自待一会，再走上楼去。
这片刻是喘息，是真实情绪的表达，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又一次“情绪劳动”付出的成本。
讲课批作业
可能是老师最轻松的工作
如果你有个当老师的朋友，一定会经常听到TA这种抱怨：一天下来，似乎啥也没做，但就是不想说话，没有力气。
“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不动情感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这是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原话，也是老师每天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状况——由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情绪劳动者。
做老师的都有体验，当你特别心烦的时候，如果轮到你上课，你就必须整理自己的心情，让自己进入另一种课堂状态，全情地投入，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当你状态特别差的时候，如果有孩子来问你问题跟你沟通，你还必须耐着性子跟他交流；
当你特别辛苦地工作了一天，家长给你打来电话发来短信询问孩子情况的时候，你还必须耐心地听完家长的陈述，在脑海里想好具体如何跟家长沟通才能让对方满意。
所有这些，都是老师情绪劳动超负荷的表现。
老师的情绪劳动就是必须对每个孩子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对他们微笑、包容，对家长要有积极的回应，对领导布置的工作有迅速地反应和落实。
开头提到的那个故事，不过是老师们一天情绪劳动中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
《未来简史》里说，未来属于1%掌握超级算法的人，剩下99%只能提供大量数据，沦为看似无用的人。
而这99%的人里，能与人工智能抗衡甚至超越AI的，必然是顶尖的情绪劳动者。
人工智能会替代教师吗？当然不会。就算如今已经出现检测学生成绩、纪律、作业评价的机器人，但未来教师的角色本质注定了这份职业不会被取代——他们是情绪劳动者、学习体验师、引导者、基于证据的实践者，也是终身学习者。
为人父母
终身无偿情绪劳动者
期末考试季又到了，千家万户都处在比较相似的状态里：孩子在复习题海中云山雾绕，妈妈在焦虑不安中大吼大叫，爸爸随时准备着迎接鸡飞狗跳。
别奇怪一个家里为什么更焦虑的、情绪波动更大的总是妈妈。
美国社会学教授Jessica Collett指出，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范式中，女性常常被期待提供额外的“情绪劳动”；即使是在备受尊敬的行业里，也许男性与女性都承受着同等程度的情感劳动，但女性往往被期望付出更多……久而久之，反倒习惯了这种高于男性的“工作量”。
抛开性别差异不谈（这当然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但凡为人父母，就要做好终身高强度“情绪劳动”的准备，而且这种劳动是不计物质报酬的。
关于家长的情绪表达、情绪管理，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里我们只想用一个案例来佐证“父母合理的情绪劳动是无价之宝”。
去年有一件牵动国人心弦的事件：孙海洋终于找到了自己丢失了14年的孩子孙卓。
如果你仔细回溯整件事，会发现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从“找到孩子”到“一家团聚”，孙海洋在这个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堪称一项教科书级别的情绪劳动，最终才得以给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刚开始相认时，无数人为他们开心落泪，但很快舆论情绪又上升为愤懑，因为孙卓被找到后说了两句话：1、我还是想留在养父母身边。2、如果养父母被判刑我会生气。
人们纷纷指责孙卓是白眼狼，更为孙海洋捏了一把汗——现实中有太多被找回的孩子因为痛恨原有生活轨迹被破坏，而把亲生父母拉黑的事情。
如果换做其他父母，肯定会利用血缘的唯一正确性去逼迫孩子，“我可是你的亲爹亲妈啊！”“你怎么能为人贩子辩护呢？”还可能会利用14年的艰辛去道德绑架孩子，“你知道这14年我们过得多惨吗？”“你知道为了找你我们付出了什么吗？”
但孙海洋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虽然心里着急，但全程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在镜头前说：看到孩子被养得这么好，仇恨释然了很多。
这样的话或许并非出于真心，却为孩子卸下了一部分负担，让他的心理压力也小了不少。因为孩子这时候也需要时间，如果一开始亲生父母就对养了自己十几年的养父母视若仇敌，那孩子就会陷入两难境地，甚至在感情上更向养父母倾向。
当网友铺天盖地地骂孙卓“认贼作父”时，他又坚定地说：孩子非常善良，给他一些时间想清楚。
然后他带着孙卓回自己的老家，选择在旅途中慢慢修复和孩子之间断裂已久的感情。
就在孙卓犹豫两难之时，“养父母”也在积极争取，只是采取的手段是逼迫+道德绑架。
“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养了你这么多年还比不上……”这样的过激言论刺伤了孙卓，也促使他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防备，拨通了孙海洋的电话，最终选择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
在这场心理角力中，孙海洋赢得胜利的关键，是一种稳定的情感内力——同理心，让他能时刻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而同理心，恰恰是情绪劳动者需要调动的核心要素。
孙海洋的故事虽然有些极端，于普通家庭并非毫无借鉴之处。一个人从事情绪劳动的能力，本质上是一种连接能力，要求我们变成“接口”，能和其他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像每一片拼插积木，既是有功能的个体，又是一个“接口”，向其他个体释放邀请信号。
保持身为“接口”的自觉，对维护情绪劳动的能力时刻警惕，这不仅是对职场人的劝诫，也是为人父母的自省。
很少有人能奢侈地在工作期间任何时候彻底展现真正的自己，每个假笑背后都是一次情绪劳动。而面对家人和孩子，与其“假装开心”控制情绪表达，不如“自我说服”，积极调整情绪感受，降低情绪劳动的成本。
说到底，情绪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可以“自我合理化”的一样东西。关于这点，我们未来还会有更深入的探讨。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名句，源自欧·亨利小说《麦琪的礼物》——
“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却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所谓抽噎，就是啜泣和微笑之间的状态，非伤心，非开心，即平静。那些让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从来都不是流于表面的强势，而是来自于“内在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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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亲子
作者：布衣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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