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偷钱，就只能送派出所了吗？

父母如果不能寻找更多背景信息，忽视关键的矛盾点，急于消灭偷窃行为，结果很可能是把孩子逼向了更危险的方向。

孩子偷钱，对父母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不，江苏的一对父母就因为孩子偷拿了家里的100块钱，直接把他送进了派出所——“让警察来管你！”。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儿子要去同学家玩，但又不好意思空手去，于是就偷拿了爸妈的100块钱。父母知道后，直接把他拎到了派出所，要求警察把他抓起来。

警察哭笑不得，认为家长的这种做法欠妥。他对孩子进行了教育后，孩子向父母道了歉，并归还了剩余的50块钱。同时家长和男孩进行沟通, 达成孩子做家务换零用钱的协议。

类似新闻不是第一次发生，搜索相关新闻，你会发现，“上派出所自首”俨然成为一些家长的解决模板。

虽然有网友对父母们的做法提出异议，但是仍有大量网友支持父母的做法，认为“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必须把这些不好的小毛病扼杀在摇篮中，教育孩子敬畏法律。

透过这一引发热议的新闻事件，不难看出，这样的教育思路在我们的家庭中是比较常见的。

过度道德化评价，激增父母的无助

“现在偷钱，长大了岂不是要无法无天，那个时候可就真晚了。”家有12岁孩子的妈妈亚萍说，她最怕的是孩子学坏。“有一次，我发现她用我的手机微信转账给自己，还删掉记录，想蒙混过关。那一刻，我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害怕的就是这种恶行。”

“我和她爸爸商量，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糊弄过去，必须严肃对待。可是孩子半大不小的，不像小时候打一顿、骂一顿就听了。她一副脸皮厚的样子，还嫌我唠叨。”亚萍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她挺理解这些父母的做法。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了，但凡觉得有办法，都不会真送孩子进派出所找警察。肯定是又无助又着急，害怕再不管，孩子就毁了。”亚萍虽然没有把女儿送到派出所，不过也搬出了警察叔叔救场：“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管不了你，以后就只能让警察来管你，进了监狱，你这辈子就毁了！”

被孩子的错误行为激怒的无助父母使出了“终极大招”——警察，希望孩子可以在恐惧和羞耻中做出改变。

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并没有变成美好的现实。难怪警察叔叔要喊话：家长们可别再这么干了。

产生新洞察：“坏行为”或不只属于道德领域

20世纪80年代，Turiel等人在柯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认知领域理论，该理论提醒人们，不要把许多我们不认可的行为都看作是道德领域的事情，并进行绝对化的评判。

当大人把视野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目光只盯在孩子的错误行为，并贴上道德标签时，他们就容易相信这个坏行为可以准确预测未来的可怕局面。恐惧、愤怒、无助的情绪被点燃，寻找的解决方案也通常指向：如何尽快消灭孩子的错误行为。坏孩子标签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相反还可能形成糟糕的自我意识。

玛格丽特·戴维森在1974年所写的《九只海豚的故事》被列入美国芝加哥小学的阅读活动中，以帮助孩子们理解公平公正的道德概念。有意思的是，故事里的人类——“水族馆馆长”，颇像我们这些家长。

这个故事真实发生在圣地亚哥。一个水族馆引进了一头巨头鲸，并把它放在池中与海豚一起生活。最初一切顺利，不久后，巨头鲸开始用自己的鼻子攻击海豚。馆长决定从水池中抽出一些水，这样海豚可以游来游去，而巨头鲸则失去了玩水的权利和机会，就像做错事的小孩被要求面壁或者剥夺玩耍机会。

该惩罚措施实施以后，巨头鲸变得非常害怕，并且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海豚们听到巨头鲸的哭泣声都过来安慰它。当馆长恢复原来的水量后，巨头鲸就再也没有攻击过海豚了。

道德课程的老师们设计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以引发思考和探索：

当我们了解到巨头鲸攻击海豚是因为害怕，它是这个水族馆里唯一的一头鲸鱼，没有其他的鲸鱼伙伴这些信息后，你有什么新的感受？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到了一个新地方却没有其他朋友的情况，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如果你了解了这一切，你还会认为馆长的惩罚性措施是有效的，是对巨头鲸公平的吗？

海豚用了什么方法帮助巨头鲸不那么害怕？

如果巨头鲸不那么害怕，它还会欺负其他动物吗？

这一课程堪称经典，它摆脱了道德教育的刻板和单方面强制性输入，引发人们去重新思考“坏行为”，搜集更多的环境背景资料，探究可能的动机，找到多元的问题解决方案。

事实上，社会认知领域理论的研究者发现，在众多不被认可的行为中，有些的确属于道德领域，有些属于与当下规则的冲撞，是不同而非不好，有些则属于个人发展自我感的领域，这是需要进行区分的。

偷窃，毋庸置疑属于道德领域，但是它是否仅仅属于道德领域，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人们打开更大的视角。比如：家庭是否公平地考虑到青春期孩子获取金钱的渠道？是否考虑到青春期孩子使用零花钱以融入同伴群体的强烈需要？

方法：放弃隔离，感同身受“坏行为”

当然，习惯了用惩罚和恐吓对待“坏行为”的大人，要这么做是不容易的。

心理学家们发现，当人们厌恶自己身上出现的某个特点和行为，比如胆怯、贪婪、偷盗时，会采用隔离的方式，让自己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以防御内心的焦虑感和羞耻感。比如，小时候曾经偷窃过的父母在惩罚孩子时，可能完全忘了自己也曾有过的经历和体验，不能理解孩子为什么这么做。

道德发展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好用的方法——设想自己的屁股坐在对方的位置上，把对方不好的行为放置在自己身上，去感同身受地思考和理解。

比如：回忆自己小时候是否也有过偷窃行为？

许多小朋友都干过一些偷窃行为，但这并不表示未来我们必然会成为违法犯罪的人。无论是真正的罪犯还是没有违法的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影响最终犯罪的因素是多样的，这种觉察可以让我们扭转认知偏差，不那么容易被孩子的“偷窃”吓坏。

比如：回忆自己小时候做错事情背后的原因。

孩子不会无缘无故地做某件错事，如果我们肯去了解，一定会发现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偷了父母100元钱的孩子是因为要参加同学的聚会，亚萍的女儿偷钱是因为想买盲盒，而妈妈亚萍认为买盲盒不划算，是愚蠢的花钱方式。

10多岁的孩子正处于融入群体、获得自我身份感的阶段，他们知道偷是不好的，但是除了偷又找不到其他方法挣钱，只好铤而走险。父母如果不能看见关键的矛盾点，急于消灭偷窃行为，结果很可能是把孩子逼向了更危险的方向。

比如：回忆自己在做错事情后被抓时的内心感受。

总是担心孩子不能从内心深刻地感受错误的家长，如果肯回忆自己的童年，大可以发现，其实每个孩子的内心都很渴望成为一个好孩子，被周围人接受、认可、称赞，这是出自于人的本能——被社会抛弃带来的孤独感是非常可怕的，孩子也不例外。道德教育的研究者们早就发现，孩子们天性中存在着适应周围的道德和规则的倾向，而这恰恰就是人们道德发展最重要的种子。

当孩子们亲身感受到周围大人带来的公平感，建立起对世界信任感，他们才会真正发展出更高水平的道德感。

愿这样的“大义灭亲”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