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又生病了，我又请假在家，欲哭无泪。”
82年的杨施在一家国企金融机构上班。她的大女儿幼儿园中班在读，小儿子刚10个月。今年元旦后，她产假结束回到了工作岗位。3月份，她请了两次假照看生病的儿子，“医院只能一人陪护，我照看孩子，心里还要记挂着工作。”
作为一名年近不惑的二胎妈妈，杨施再回职场后出乎意料得到了领导的重用——“领导一听我二胎都生好了，眼睛都发光了，表示要使劲用我。”
领导期望很高，但杨施依然无奈被“边缘化”了——“本来还是骨干，现在被边缘”，主要原因就在于她自己“一根蜡烛两头烧”，时间完全不够用。如今杨施面临着双重压力——工作与家庭两边都不能有效兼顾。
杨施称自己现在很想重塑自己的职场形象，但总在愿望和现实之间摇摆。她想重新做回骨干，又总被家庭羁绊。“我在单位加班本来就是为了好好表现，可现在只要晚下班，家里电话马上就追来了。”同时，她自己也会产生愧疚感——对孩子和领导都感到愧疚。
当被问及几点下班算晚，杨施回答：“9点！8点？其实7点就算晚了。”
“两个娃都在等我，简直是嗷嗷待哺。”目前公婆和杨施夫妇住在一起帮忙照看孩子。
杨施一回到家马上切换角色成为两个娃的妈妈，她要等两个娃入睡后，熬夜处理未完成的工作，“前两个礼拜我通宵赶PPT，结果另一个科室的一个同事一个晚上做出来的PPT全面碾压我，现在领导又让我在他的基础上再做一个PPT。”
杨施最近在工作都忙着研究做PPT，希望能以一个更好版本让领导满意，但对她而言，女儿的学习重于工作。
“前天老师发了一个好长的消息过来，说女儿今天上课不专心，我立马就把PPT丢在边上，忙着和老师沟通了。就这种事情特别能抓住你的神经。”
杨施女儿的老师要求家长必须每天和孩子英语对话，目前杨施的先生承担了这项工作，父女俩每晚英文聊天半小时。杨施认为现在男性的育儿参与度在逐步提高，“以前早教基本上看不到爸爸的身影，现在爸爸们已经纷纷就位了，确实很多育儿研究认为父亲在育儿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据家庭分工，杨施的先生更多承担了赚钱任务，并希望妻子能多顾家一点，“老公说他要负责赚钱，不能让带娃围住，要指望靠着他家里经济翻身，他需要空间时间。”
杨施夫妇很久都没看过电影了，一般周末女儿课外培训时会有两小时的空余时间，也只够他们夫妻二人喝喝茶，聊聊天。
与自己的不稳定职业形象类似，杨施对孩子教育理念以及家庭事项安排也一直在摇摆。例如是否需要买学区房；以后儿子要与女儿一样就读民办学校，还是改读公办；现在家里房子嫌小了，想换房子，那新房是买在公婆附近，还是自己爸妈附近呢？家里老人教育宝宝“要听话”，“听父母的话”是不是父母对孩子的霸权？让一个从小“听话”的孩子长大怎么做自己？
杨施就在生活的过程中，一边学习，一边调整，不断前行。
因为焦虑娃吃饭和健康问题，杨施想给女儿多报点晚托班课程，“我特想给娃都报满，周一橄榄球，周二网球，周三民舞，周四科技，周五平衡木，”，这样孩子放学时间与夫妻俩下班时间配合上，解决家里老人照料不佳的问题。但她又担心给孩子报班太满，引发孩子抑郁。
小儿子出生后，大女儿产生了“危机感”，本来已经自己独立睡觉的大宝又开始要求和母亲同睡，并且脾气也变得暴躁，杨施一方面想着尽量满足安抚大女儿，另一方面她晚上睡眠质量严重受影响，觉得力不从心。
“昨天晚上我故意没有回应我家大宝，半夜把她爸爸也吵醒了来管，主要是太累，对她有怨气，对周围人都有怨气，为什么这么闹，为什么这么累了没有人支持，但是女儿似乎没有错，我也没有错，这就是矛盾，需要怎样的生活智慧去面对？”
最近，杨施正在寻找合适的关于青少年惩戒教育方面的书籍，“我与老公也刚也达成共识，我要渐渐退出对娃的主导影响力。”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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