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被房子套牢的一生

1

“五一”小长假刚过，我接到当事人林会珍的电话，向我咨询遗嘱公证的相关事宜。

说实话，我有些吃惊——早在2020年5月，我陪快80岁的林会珍去房产交易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就建议过她：尽早立下遗嘱，以免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房产又落到养女的手里。当时，林会珍表示自己会尽快办理，我还交代她该如何操作——没想到时隔一年，这事还没有落实。

我只得把做遗嘱公证的有关事宜再重复一遍，并告诉她：“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了。根据规定，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的效力相同，你自己手写一份遗嘱，签上姓名，再注明立遗嘱的年月日，效力跟公证遗嘱是一样的。”

林会珍听完之后，犹犹豫豫地问：“陈律师，那我可不可以委托你帮我保管这份遗嘱呢？我百年之后，就由你来跟他们说这份遗嘱的事儿？”

我顿时哑然。

虽说刚施行的民法典规定了遗嘱执行人制度，律师担任遗嘱执行人也是惯例，但我自认，由我来担任林会珍的遗嘱执行人是不妥当的。纵观世界各国担任遗嘱执行人的律师，无一不是与立遗嘱者有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合作，他们对委托人的财产、家庭情况，甚至隐私都了如指掌，而我和林会珍只合作过一次，关系并不紧密，她若去世了，我都未必能及时获知消息。

另外，我对她亲属的情况也不算了解，只知道林会珍没有亲生子女，侄儿林强一向对她照顾有加，而我却在不久前刚和林强“结了仇”——林强与妻子张维佳离婚了，两人对簿公堂。在那次离婚诉讼中，我恰好是张维佳的代理律师。庭审时，这对夫妻在法庭上互相揭短，从结婚的彩礼钱一直数算到辅导孩子作业的次数，都恨不得撕得对方现场裸奔，弄得律师和法官面面相觑，好不尴尬。最后，法院的判决对张维佳十分有利：她不仅如愿拿到了孩子的监护权，还分得大部分共同财产。去拿判决书的那天，我在法院门口碰到了林强，他鼻孔朝天地对我“哼”了一声。我毫不怀疑，他对我的憎恨并不比对张维佳的少。

而林会珍的遗嘱中，必然会涉及到侄儿林强。如果由我担任遗嘱执行人，遗嘱的内容对林强有利还好说，若不利，依林强的脾气，必然会对遗嘱和我提出若干质疑，遗嘱执行将会困难重重。

所以，我婉拒了林会珍的请求。她倒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解，只是不停地叹气：“陈律师，我就是担心，我是快80的人了，哪天我一下子倒下起不来，身边连个打120电话的人都没有，又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立了遗嘱呢？”

远嫁、无子、离婚、独居、高龄，不得不说，林会珍的忧心很有道理。

在近20年的律师执业生涯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当事人，78岁的林会珍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并非是老年人不会遇到法律纠纷。在社会老龄化显现的当下，老年人面临的法律问题并不比年轻人少：子女赡养、房产赠与、遗产分配，哪一项处理不好，都会给晚年生活蒙上阴影，甚至会导致晚景凄凉。

只是，此类法律问题基本都是家庭内部矛盾，老年人又大多抱着“家和万事兴”、“一切以子女为先”、“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所以遇事能忍则忍。再加上生活圈子狭窄，找不到有效的求助途径，鲜少有老人能获得法律支持。像林会珍这种能主动提起诉讼的高龄老人，非常少见。

2

2018年年底，还是侄媳妇身份的张维佳把姑妈林会珍介绍到我们事务所，想让我做她的代理律师。

林会珍退休前是一名教师，她和丈夫徐国富婚后没有生育，只有一个养女叫徐平。当时，徐国富因病去世不久，留下一套房产，徐平却想让林会珍从这套房中搬出去。林会珍气不过，决定将养女告上法庭。

张维佳好心提醒我：“她年纪大了，又有高血压，一直吃药，控制得还不错。这次被徐平气得不轻，血压一个劲儿往上窜，吃药都不管用了。听说去医院看了几回，医生也没办法，你跟她说话时小心点儿。”

律师说话慎重是职业本能，但被人警告“说话小心点儿”还是头一回，我当下就踌躇起来：老年人因情绪激动猝死的情况屡有发生，我一点儿也不希望 “当事人猝死在律师办公室”这种新闻发生在自己身上。到时候，家属什么态度先不提，单是应付律师协会的调查就够我喝一壶的了。

于是，我便有了一个“十分不律师”的心思：见面是见面，这个案子能不接就不接吧！

第一次与林会珍见面，我格外小心，甚至让所里的行政主管陪我一起。我想着：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监控，万一真发生点啥，也有人做个见证；另外，如果老人真的情况不对，总得有个人帮忙打急救电话吧。

到了约定的时间，林会珍独自来到我的办公室。这个老太太个子不高，走路时身子习惯性地向右倾斜，头发花白，戴眼镜，眼神中透着明显的疲惫。脸上的法令纹又深又重，连累嘴角也一起下垂。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婚姻、家庭纠纷解决起来往往旷日持久，且伤心伤神。但林会珍的精气神还不错，也许是当过老师的原因，她说话中气不足，但声音并不低，每每说到激动处，脸色潮红，唾沫横飞，两手不停地挥舞。

一旁的行政主管悄悄地捅了捅我，忍笑说道：“陈律师，她这样子，精神好得很嘛！”

我心里却有些发憷——看样子，林会珍年轻时大概是个一点就炸的炮仗脾气。可脾气再火爆的人到了暮年，性子多少都会有所收敛啊！我突然想起张维佳的一句话：“她（林会珍）弄成现在这样，也说得上是咎由自取了。”

然而，等林会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我便发现，这个委托我实在拒绝不了。

林会珍和养女徐平的纠纷，与一套“房改房”有关，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已购公有住房”。

90年代初，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原来由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的房屋，通过折算职工的工龄、职称、职务等若干条件后，以远低于房屋成本的价格出售给职工，成为私有住房。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的，配偶的条件一并计入折算，价格就更优惠了。

林会珍住的这套“房改房”是丈夫徐国富单位的福利房，当年购买时也折算了她的工龄。按规定，房产证上“产权人”一栏只能写单位职工徐国富的名字，配偶林会珍的名字只出现在房改登记表上，以此作为该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依据。

接受委托后，我曾去看过这套房子。房子的房龄快有40年了，是老式的红砖楼房，楼道里光线昏暗，我不得不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勉强看清了周围的环境。

墙上、楼梯扶手上、甚至天花板上，都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巴掌大小的小广告。墙角处有明显的返潮水渍，层层叠叠，已经看不清墙体本来的颜色。水泥楼板的地面上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坑洼，里面有许多垃圾碎屑，家家门口的墙上都挂着一个木制的电表箱。

林会珍住在3楼，安装了老式防盗门，一开门就发出一阵“吱呀”声。屋里倒出人意料的整洁，虽说家具老旧，陈设简单，但是窗明几净，花木扶疏，可见主人确实是用心打理。

就在这栋老房子旁边，有一个几年前开发的新楼盘，相当高大上，房价却跟红砖楼相差无几。原因无他——这栋红砖房是附近某重点小学的学区房，也正是这一点，让徐平动了心。徐平的孙女眼看就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想把户口落到这套学区房上。她着急上火地找上门来，提出补偿给林会珍一笔钱，让老太太尽快搬出这套房子，另购房住。她赶人赶得理直气壮：“林会珍早在20年前就跟我养父徐国富离了婚，现在养父已经去世，我才是这套房子的继承人，她本来就没有权利继续住在这房子里，难道不该让她走？”

林会珍气得差点当场晕厥，她涨红了脸，颤颤巍巍地指着徐平说：“我在这房子里养大了小的，送走了老的，一辈子都在这套房子里打转，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我能不能住在这房子里？”

个子比林会珍高了不止一头的徐平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翻着白眼，当着众邻居的面扯着嗓门喊：“让你在这房子里白住这么多年还错了？你还想独吞？没门儿！”

一个势在必得，一个坚决不走，双方矛盾迅速激化。

此后，徐平三天两头上门赶人，林会珍被气得住了好几次院。她侄子林强觉得，徐平这是摆明了想气死老太太，一了百了。

3

一番情况了解下来，我觉得一场析产诉讼是跑不了的：首先，林会珍与徐国富离婚时并没有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林会珍仍然是房产的共有权人；其次，虽然他们离了婚，但离婚后林会珍一直照顾徐国富的生活，直至他病逝；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林会珍属于“虽然不是继承人但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几项相加，林会珍应当有房子的大部分的产权，而其他部分的产权则归徐平所有。

这样看来，徐平其实也不算贪心，她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自己可以补偿林会珍一笔钱，让她另行购房居住。但林会珍表示自己死也要死在这房子里，那诉讼方向就基本确定了：林对徐进行补偿，房子归林会珍所有。

听完我的分析，林会珍抹着泪讲起一段往事：“陈律师，当年离婚其实是两个人商量好了的‘假离婚’，是为了得到我们单位集资建房的资格。”

1998年底，林会珍所在学校与其他几个事业单位联合搞职工集资建房。但并不是自己建，而是由几个单位出面，以“预订”的方式在某个房地产商开发小区里团购一批房子。房价是单位与开发商具体商定，比市场价低，算是变相给职工发福利。

这房子性价比高不说，楼上楼下又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居住环境、氛围也远高于其他商品房。所以，学校职工们为了搞到集资建房的指标，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林会珍也想参与，却被一项规定挡了回来——只有从未参与过“房改”的人才能集资，在配偶单位享受了房改福利的，也没有资格。

林会珍不甘心，他们住的那套房又老又旧，光线也不好，她实在不想在那样的房子里住一辈子。琢磨来琢磨去，真让她琢磨出了一个“漏洞”：如果没有配偶，是不是就可以参与集资了？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林会珍便与徐国富商量，先办个“假离婚”，等她拿到单位集资建房的资格后，两人再复婚。徐国富几乎立刻就答应了，并且提议，做戏做全套，等两人拿了离婚证后，林会珍也把户口迁到别处，以免落人口实，影响她取得集资建房的资格。

对于“假离婚”这事儿，不是没人劝林会珍要慎重考虑。林强的父亲，也就是林会珍的哥哥，专门从老家跑来告诫她：“徐国富跟你的感情本来就不好，小心假戏成了真！”

彼时的林会珍正沉浸在将要拥有新住房的喜悦中，满脑子想的都是尽快办好离婚手续和户口迁移，争取早点拿到集资建房的入场券。对哥哥的提醒，她不以为然。

她和徐国富的感情的确不好，但架不住徐国富也想住新房啊！徐国富大林会珍十来岁，当时已经退休，老房子没有电梯，上下楼很不方便，早就动了换电梯房的念头。据说学校集资的房子是电梯房，旁边还规划了公园、医院等配套设施。徐国富不想住？林会珍不信。

1998年12月，林会珍喜滋滋地去民政局跟徐国富办了离婚手续，又高高兴兴地将自己的户口迁到了外甥女新买的房子上。所有手续办完，集资建房的入场券也到手了，林会珍填好集资建房的登记表，便满心欢喜地等单位通知交购房款。

不料，这一等就是两年多。

2001年初，学校的一纸通知下来，兜头泼了林会珍一头冷水：“由于某些政策调整，单位的集资建房项目取消。”

林会珍自那之后，就对换房心灰意冷——市里的房价已经开始飙升，她刚退休，退休金不高，错失了这次集资建房的机会，很难买得起新房了。

闲下来的林会珍跟徐国富商量复婚，她觉得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此时的徐平已经嫁人，徐国富在生活上完全依赖自己，怎么可能出岔子？然而，她再次失算了，徐国富支支吾吾，一拖再拖，就是不答应复婚。

对此，张维佳曾在私下直白地对我说：“她以为自己聪明，以为凭自己的算计就可以多得一套房子，谁知道人家早就等着她往坑里跳了。她算计来算计去，把自己算计成了个要靠卖身才能有张床睡的老女人。真不知她早年读的那些书，是不是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我很不赞同这种说法：“徐国富当年未必就是等着她提离婚吧，毕竟他也不知道最后集资建房会黄呀！”

“切！”张维佳撇着嘴，不屑地说，“确实是不知道，可他生病在医院躺了将近两年，天天都是我姑妈服侍他。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能说话能吃饭，要真想让她有个落脚的地方，那时候复婚也不迟啊！再不济，写个遗嘱，把房子留给她也行啊，可人家倒好，到死一字儿都不提。哎哟喂，可怜姑妈以为自己天天服侍，人家就会感动，就会把房子留给她。也不想想，要给早给了，至于等到要死了才给吗？”

4

我没办法反驳张维佳，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从1998年12月离婚，到2017年6月病逝，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徐国富每天都与前妻林会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很清楚，年轻时远嫁到这里的林会珍走不了，离了他几乎无处可去，所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前妻的精心照顾，直到死都没有提过复婚。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把房子留给养女徐平。

大概是觉得“假离婚”这段经历不光彩，在我办公室时，林会珍急忙补充道：“我一天都没离开过那套房子，徐国富病了以后，天天都是我服侍着。他那么护着徐平，结果呢？从他生病到死，徐平一眼都没来看过他，最后连医院的死亡证明书都是我签的字。陈律师，你说，这怎么能算是离了婚呢？哪有离了婚还服侍他到死的夫妻啊？”说完，她捂着眼睛，又是一阵哽咽，“我这一辈子，也就只有那套房子了。”

林会珍手背上的皮肤有皴裂后留下的痕迹，手指骨节粗大，有的地方还变了形。几缕花白的头发耷拉下来，垂在她的手指上，随着她的哽咽打颤，让人忍不住心中发酸。

一旁的行政主管都看不下去了，后来她对我说：“我真是服了这老太太了！都那样了还要去服侍他？换作是我，早就把氧气管给他拔了，弄死他！”

我倒十分理解林会珍当时的处境。徐国富活着一天，就需要人照顾一天。徐平有自己的家庭，没空照顾徐国富，就不会赶林会珍走。可徐国富一死，林会珍就没了利用价值。所以虽然心有不甘，当时的林会珍估计还是希望徐国富长命百岁吧？

2019年1月，我到法院办理立案手续。按照法院的工作惯例，这个时候收进去的案子，一般要等到春节后才会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从立案到排期，中间至少还有2个月的时间。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总觉得夜长梦多，这件案子会再起波折。

3月，案子分配到了杨法官手上。一天，杨法官打电话通知我，林会珍的案子需要追加被告。我心道一声“果然”，又相当地吃惊：和徐国富那套房子有关系的，明明只有林会珍和徐平两人，怎么可能遗漏了被告呢？

等我匆匆赶到法院才知道，原来是徐平到法院领传票时，向杨法官提交了一份徐国富老母亲的销户证明，上面记载的销户时间为“2017年9月”，比徐国富的死亡时间整整晚了3个月，也就是说，徐母对房子也有继承权。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徐母死后，她的继承人对徐国富的遗产也享有转继承的权利。如果分遗产，那应当把这些继承人也追加进来。

在我国农村，老人去世后长时间不销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销户时间并不能等同于死亡时间。但我还是有些气恼，因为林会珍曾告诉我说徐国富的父母早去世了。

律师从来不怕对方证据强，就怕遇到个不说实话的当事人。到了法庭上，被对方的证据打得措手不及，被逼到墙角而无力还手，实在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经历。于是，我当着杨法官的面打电话向林会珍求证。

林会珍的答复令人哭笑不得。她说，徐父确实早已去世，徐母在徐国富住院前大病了一场。后来，徐国富一直缠绵病榻，不方便接打电话，林会珍又一向不跟徐家人往来，徐家的消息都是徐平在中间传达。徐母去世的消息，林会珍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她不能确定，为了避免麻烦，她干脆告诉我：“徐母死在徐国富之前。”

事情到了这里，突然变得复杂了起来：徐国富的老家在邻省农村，他下面还有5个弟妹，单通知这5个人应诉，就是件头疼的事儿；万一其中某位又死在了徐母的前头，他（她）的子女还要代位继承。这下，单是通知其他继承人参加诉讼，都是个大工程。

我一时间头大如斗，只好硬着头皮跟杨法官商量：“林会珍与徐家已无往来，能否请徐平提供徐母的具体死亡时间以及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

3天后，我等来了杨法官的答复。徐平称，徐母的销户时间就是其死亡时间，确实是死在徐国富之后。而其他继承人，她也没有联系过，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她好像还咨询过专业人士，回呛杨法官：“既然林会珍是原告，就让林会珍提供他们的身份信息好了。”

眼下林会珍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我实在担心案件如果迟迟不能推进，万一她身体突然有个好歹，岂不是让徐平白白捡了个大便宜？我问杨法官，能否考虑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保留其他继承人的应继承份额后，让案件继续推进。

但这个提议被杨法官明确拒绝了，她说：“法律规定是‘无法通知’才这么办，陈律师，我们都还没通知，怎么就知道是‘无法通知’了呢？”

“可林会珍这么多年，确实跟徐家没有了往来，根本不可能有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我据理力争。

杨法官叹了口气，说：“你写个申请来，拿着法院的调查令去查他们的身份信息吧。”略顿了顿后，她无奈地安抚道：“我知道这事儿肯定是徐平在故意作怪，她跟其他继承人肯定也有联系。但诉讼法规定，提供被告的身份信息是原告的义务，她是被告，没有这个义务，现在她不愿意，我能拿她怎么办呢？你抓紧时间去调证，只要你把被告的身份信息提供过来，我马上安排这个案子开庭。”

徐平这样做，原因也很简单：这场官司她肯定赢不了，但她可以拖延时间。她才50岁出头，跟一个快80岁的老太太相比，最不怕的就是拖时间。

我终于相信了林强的话，徐平是真的想气死这个老太太。

5

为了能让诉讼进行下去，唯有尽快查到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我实在看不惯徐平的嚣张，便憋了一口气，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查出来。

接下来的2个月，我经历了执业以来最艰难也最具戏剧性的一次“调证”，也终于弄清了林会珍与徐家的恩恩怨怨。

林会珍几乎从不与徐家往来，理由是：徐家一家子都在算计她、让她当牛作马；徐家从来只跟徐平联系，原因是：林会珍对徐平不好，他们气不过。

从户籍上看，徐平是林会珍和徐国富的养女，但她与徐国富还有另一层关系——她是徐国富的亲侄女。当年，徐平的父母连生3个女儿，为了避免生儿子被罚款，就想把家里最小的、眉眼与徐国富有三分相似的徐平过继给他。

徐国富夫妇婚后一直没有生育，作为妻子，林会珍在外饱受非议。她曾提出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却换来徐国富的一顿暴喝。这剧烈的反应让林会珍觉得问题可能是出在丈夫身上，他不去医院，是怕伤了男人的自尊。

林会珍认为，在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不能生养之前就从男方的亲族中过继孩子，就等于明晃晃地告诉别人是她林会珍不能生。她不想背这个黑锅，被人指点，于是坚决反对过继徐平。可徐国富完全不理睬，二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当时，徐国富还在部队工作，性格十分暴躁。争吵过程中，他一巴掌扇在林会珍的左脸，而后用枪顶着她的额头，一字一句地说：“不同意，就去死！”

这一巴掌不仅扇掉了林会珍左耳60%的听力，还扇起了林会珍对徐家人的熊熊怒火。她无力反抗徐国富，也恨透了上赶着把孩子过继给他们的那一家子，一腔的怒火就全撒在了徐平身上。

徐平被过继到徐国富膝下，是从山沟沟一步跨进省城，她的堂兄弟姐妹们都很羡慕，亲生父母也放心：毕竟是亲大伯，怎么也不可能亏待了她。谁曾想，到了大城市里的徐平，竟成了林会珍的出气筒。

徐国富在部队工作，平时很少回家。徐平还记得，大冬天的时候，林会珍让她用冰冷刺骨的自来水洗床单；家里明明有新鲜饭菜，林会珍却偏要让她吃已经发馊的米饭，还不让吃菜；由于读书不行，每次拿回家的卷子，都是林会珍羞辱、谩骂她的理由……总之，徐平没有从林会珍这里感受过母爱的温暖。

徐平在省城过得不好，终究还是被徐家人知道了。他们愤怒，对林会珍的各种指责纷至沓来。林会珍说：“过继徐平本来就不是我的主意，你们徐家觉得我对她不好，自己来把她再接回去呀！”

徐国富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他觉得林会珍的所作所为，让自己在弟妹面前丢尽了脸，但眼下离婚、自己独自带孩子又不现实。于是，这一家三口凑合着过，还形成了一个“怪圈”：林会珍苛待徐平、徐平向徐国富告状、徐国富出手“教训”林会珍，然后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渐渐地，徐平摸透了养父的心思——血缘高于一切。他们本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叔侄，更何况，自己还跟养父长得颇为相似，养父不会为难自己。至于养母林会珍，不过是个管吃管穿还不知死活的老妈子。于是，她对林会珍的态度越来越不客气，发展到后来，竟与徐国富联手“收拾”林会珍。

林会珍直言，自己当年一门心思地搞“假离婚”参加集资建房，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她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受了欺辱，也不至于无处可去。

6

开庭那天，我见到了徐平。她样貌普通，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身材却保持得很好，穿着讲究，甚至还化了一点淡妆。面对曾经的养母林会珍，她一脸幸灾乐祸，一开口就没有半句好话，句句直戳人心：

“哼，想弄个离婚证去糊弄单位领导，想离我们爷俩儿远远的？她想得倒美！我爸早就跟我说了，那房子只能留给我。正好她想弄个离婚证，就跟她离。弄好了，我爸能住新房子，原来的房子全归我，新房子以后还有我的一份；弄不好，她是自己滚蛋的，关我们爷儿俩什么事儿！”

林会珍始终觉得，徐国富到死都不肯与她复婚，都是徐平从中作梗。徐平对此嗤之以鼻：“你以为你跟我爸复婚就能拿到房产？我跟他早就商量好了，即使是复婚，我爸也会先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再跟你复婚。”

但在法庭上，徐平又含泪质问林会珍：“你说我不孝，你怎么不说自己不慈？但凡你那时候对我好一点儿，我哪里会这样赶你走？”

林会珍却并不认为自己苛待过徐平。她认为，徐平到了上小学的年纪还在床上拉屎撒尿，是农村的生活习惯不好。她让徐平把弄脏的床单洗干净，是想让她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徐平挑食，这不吃那不吃，自己就要让她知道粮食的宝贵，挣钱不易；徐平成绩不好，她身为老师和养母，有教育的责任……

直到现在，林会珍提起小时候的徐平，仍是满满的嫌弃：“人又笨，生活习惯又差，成绩也不好。她不嫌丢人，我还要脸呢！”

2019年12月，林会珍终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判决：房子归林会珍所有，林会珍补偿30万元给徐平，徐平须配合林会珍办理房产过户。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法院通知其他7位继承人参加诉讼后，这7人共同委托徐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公证书，内容是将自己名下的继承份额全部转让给徐平。公证时间是2019年3月——也就是说，在诉讼初始阶段，徐平就已经取得了其他继承人转让的遗产份额，她所谓的“没有联系”、“不知道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都是假话。

不知是不是觉得已经出够了胸中的恶气，一审结束后，徐平居然没有上诉，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她甚至还给我打过一次电话，问林会珍什么时候能把那30万给她。

一想起她明知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却故意不提供，弄得我焦头烂额，我就十分地来气，所以没好气地回答：“什么时候办完过户，什么时候给钱。”

2020年初，疫情爆发，房产交易中心暂停受理新的过户申请。林会珍大概是被徐平折腾怕了，三天两头地打电话问我：“如果徐平反悔怎么办？”“如果徐平不配合过户怎么办？”

我只好告诉她，法院的生效判决是有强制执行力的，不用担心：“有时间的话，不如好好考虑一下以后这房子想留给谁，然后去做个遗嘱公证。如果不立遗嘱，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房子最后还是要落到徐平的手上。”

谁知我的建议，又让林会珍陷入了新的烦恼之中——侄儿林强对她照顾有加，每次她一个电话，林强跑前跑后，从不抱怨，遗嘱中自然不能少了他的份；外甥女名下的一套房产，因为当年落了她的户口，一直无法出售，外甥女婿早有怨言。林会珍心有愧疚，也想补偿他们；娘家那边有几个孙辈，有的婚嫁在即，有的要出国留学，她想给孩子们留点压箱底的钱……这些，都是林会珍在我面前的碎碎念，我自然无法替她抉择。

其实，我心里很后悔提醒她立遗嘱。这个老人大半辈子的喜怒哀乐，都为这套房子所牵绊，我何必再让她为这套房子的去处耗心耗神呢？

房子过户的当天，徐平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除了必要的沟通外，她自始至终都十分安静，脸上也没了原来的忿忿不平。

当林会珍把钱转到她账上时，她甚至冲我笑了笑，笑容很浅，但其中的满足却是明明白白。

我对她的一腔不满，随着她的这个微笑逐渐消散，化成了心底的一声叹息：如果当初徐国富能稍稍收敛一下脾气，如果当初徐国富和林会珍能各自退让一步，如果当初林会珍能对徐平好一点，今天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尾声

半个月前，林会珍再一次给我打来电话。

她说自己接受别人的建议，将手写的遗嘱存入银行保险箱，并将开箱密码告知了家中的子侄和孙辈的孩子们。待她百年之后，由他们共同开启保险箱，执行遗嘱。

在电话里，除了再三感谢我给她的建议、感谢我对她的帮助外，林会珍并没有告诉我遗嘱的具体内容，我也很识趣地没有打听。以我对她的了解，除了这套房子，她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晚辈的财产了，立遗嘱不过是说明把这一张饼分成几份罢了。

我衷心地希望，她立下的这份遗嘱可以让那套见证了她大半生悲喜的房子，在她百年之后，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顺顺当当地传递到晚辈手中。如此，也不枉她为了这房子付出的一切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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