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做寿桌的空巢老人们

1

2019年春节，因为3倍加班费没舍得回家；2020年春节，因为疫情没能回家——快两年没回家的兵哥如是对我说——东北的冬天又很长，家中两年没见面的老父亲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过年对于老人来说就像一种仪式感，一年到头来全指着这一天呢。

兵哥是我的远房表哥，比我年长许多，我们从小就是玩得很好的发小。他是我身边许许多多出外打拼的兄弟中的一员，也是为数不多的扎根外地的成功者。

兵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远房大舅，比我父亲年长许多，是同辈人里的老大哥。大舅一辈子都在农村，他面孔忠厚，手上布满老茧，是带相的老实人。

每年过年我都要去探望大舅，害怕今年疫情再来又封城，进了腊月我就开始挨家挨户地走亲访友。按照往年的礼数，我要给大舅送一箱酒、一条胖头鱼和两只鸡，满满的三样礼——他一个人生活，倒是吃不下许多，反倒每年都掐算着时间，给我准备他自己做的豆包和自家种的花生。

今年我刚进院门，就看到一棵柳树在院子中央直直地立着，已经没了叶子，中间空出一个树洞，被风撕得越来越大。大舅远远地招呼我：“来啦小子，今年来的早啊。”大舅其实还不到70岁，但常年的劳作让他看着极其苍老。

我熟练地推门让步，进了房，屋里的摆设一切如旧：热融融的灶台边上垛着一捆捆苞米秆，大木桌子上摆着早上吃剩下的馒头，黄底黑边的搪瓷碗上扣着一个盘子，旁边的洗手盆底沾着一层黑泥油，水龙头被一个自行车红内胎套着，边上还拧着几圈铁丝。屋里屋外，只有一台38寸的电视机算是比较现代化的物件了。

与往日不同，屋里还摆着一大盆酸菜、半扇猪肉和两大盘圆滚滚的豆包，是为过年特意准备的。我打算撂下手里的东西就走，却在门口被大舅一把拦下：“小子，今年疫情你大哥能回来吗？”他把我往屋里推，好像有更多问题要问。

“今年中央倒是提倡就地过年，但是非要回来估计也没啥——我大哥没跟你说啊？”

“他没给我准信儿，一会儿回来一会儿不回来了，再问就是‘不知道’。”大舅边说边拍大腿，不知道他的厚棉裤穿了多少年，氤氲起了好多灰。

“去年都没回来，今年肯定说啥也得回来了，我回头问问他，大舅你放心吧。”我赶紧挣脱大舅的手，迈步往外走，大舅跟在后面喊了几句什么，我也没怎么听清。

随后几天，我都快忘了大舅，远在北京的兵哥突然发来微信，让我过两天去大舅家串门前告诉他一声。

我回复他“早就串过门了”，随即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兄弟你倒是快啊，今年我怕是回不去了。”兵哥的语气略带寒暄，却有托付之意。

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一气儿说了一大堆：“兄弟啊，你岁数小，多跑两趟。糖就要点散装的冰糖就行；碧根果多买点，我家老爷子爱吃；烟就买几条红塔山就行；保暖衣买两套，一套加绒一套不加——哦对，帮我看看厨房水管好没好，能整你就帮我整整吧。”

他说完以后，我停了三四秒才接了一个：“啊。”

其实兵哥回不回得来与我关系不大，但一个独居老人码排了那么多猪肉、酸菜，还有自己唯一能展示的豆包手艺可能就落了空。我顿了顿口气，问道：“那你没跟我大舅说不回去了啊？”

“最近天天视频打预防针呢，两年没回去，我也怕他想啊。”兵哥解释说自己拖家带口，3个人来回得做6次核酸、还容易隔离14天，花销之大，麻烦至极。

“但是‘怕他想’他就不会想了吗？”我心里想着，嘴巴里有一个独居老人和他的酸菜、猪肉和豆包，但是说不出口。

2

收了兵哥的钱，我按照吩咐去市里给大舅买了一切应用之物，也再次开车到了大舅家。

这次，大舅正在院子里打磨一把生了锈的木锯，他边磨边念叨：“老了，不中用 。”看见我，他只点了点头，没那么热情了，想是已经知晓儿子一家不能回老家过年了。

大舅放下木锯，接过我手里的一大袋子，弯着腰往屋里走，我跟在他身后，打量着饱经沧桑的锯和那棵破洞的柳树。进到房间里，地上的猪肉不见了，切好的酸菜不在了，豆包也被分成一份一份的。

“去年啊——说起来是前年了，你大哥十月一（国庆节）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我也没多寻思。没成想啊，过年就不回来了，说过年加班给得多。”大舅打量着手里的保暖衣，叹着气，随后熟练地换好新衣服，对我“嘿嘿”干笑——可能每年过年，兵哥都会给他买两件新的吧。

厨房里被红色内胎裹着的水龙头还在“滴答滴答”响——我完全忘了水龙头的事，没有买零件，悔得直拍脑袋，这意味着我又要跑一趟了。

这时，大舅在我背后发出一声惊叫“哎呀！”我赶紧扭头，见他把衣服恭恭敬敬地端在手里，看着价签，随即又把从超市买来的各类东西挨个翻找价签看。

“这些个东西这么贵啊？”大舅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没多贵啊，你这件衣服200多一套，打了折不到500，不算贵了。”我一时没琢磨过味儿来，没明白大舅平时是不会花这些钱的，这些东西的价格明显超出了他的想象。

“原来也是买这些东西，你哥都没让我看见过价钱，我问过几次也不说，没寻思这么多钱啊，我这也不用吃这些个东西啊。”大舅喃喃地说。

我本以为应该仔细点留下价签和小票，如果兵哥打电话问大舅，人家父子好核对。亲戚之间人心难测，人家找你帮忙，也难保提防着你，找不到票据核对账目，钱多钱少是一回事，心生隔隙是大事——但是现在看来，兵哥每次买东西都撕下价签，倒是我狭隘了。

端详完价格，大舅把一袋被自己撕开的糖果又仔仔细细地装了回去，然后指着那个半冻半滴答的水龙头说：“你大哥前年十月一走以前就一直在修这个水管，我就跟他说不着急，过年回来修也行，你哥也没跟我说过年不回来了。”

“行，我回市里买一个新的吧。”我赶紧说。

“哎呀，又是钱啊，你帮我堵死吧，我打水上隔壁老刘头家就行。”大舅又往房子的北面指了指。

老刘头我知道，贵州人，说话时一口不太流利的东北话夹杂着云贵的方言。他二十来岁就来了东北，在这个村子里结婚生子，在贵州可能也没有亲故了。跟大舅一样，老刘头几年前也没了老伴，他有一个远嫁的女儿，听说很少回来。

“那些猪肉和酸菜呢？”我问大舅。

“猪肉让我扔后屋雪堆里埋起来了，酸菜留了点，剩下的分了，豆包还没分呢，你要不再多给你妈拿点吧。”大舅赶紧拎起两大兜子豆包。

我含糊其辞地说“都够都够”，拔腿便走，我打算在晚饭前把新水龙头给大舅换上，也就能安心回家了。

去市里买水龙头再回到大舅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进了院子，我发现大舅和老刘头都在院子里。他俩一个弓着身子，在磨锯子；另一个身子弓得更矮，在磨斧子。大舅向老刘头介绍我，老刘头满脸带笑说记得，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居然都能开车来回跑了。

“大小子，你啥时候有时间还来啊，再来帮舅带一个好点的大锯啊，能砍树的锯。我这把锯太小了，也钝了，不中用了。”大舅憨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这是干啥啊？锯树干啥啊？这树好好的。”我看着那棵秃柳，一脸疑惑。

“啥时候来，想着点帮大舅带把就好了，五金店要没有，农机店估计有，大舅给你钱。”说罢，大舅便收起工具进屋做饭了——这两个空巢的鳏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搭伙过日子了，看灶台上的东西，两人也吃不了多少。

3

一转眼就到了小年，我猛然想起伐树的锯还没给大舅买，便赶紧买了送去——我以为，老年人的世界有时不适合年轻人去揣测，因为没必要。他们想要什么物件，很可能是出于某些爱好或习惯，如果年轻人过分打探，有时反而会使他们被迫打消那点念头。

“大舅，你要的东西带来了。”我边说边从车里拿出一把大锯，这锯是两人用的，中间宽两边窄，因为太大，得整个从后排斜插进副驾驶才放得下。

大舅见了心喜，老刘头更是喜上眉梢，我却不知道他俩喜个什么劲儿。大舅看出我的疑虑，说：“你刘大爷要做一个八仙桌子。”

“八仙桌子？”我还是没懂。

“我们贵州，人死了要准备八仙桌，好几张八仙桌摆得高高的，请人做法事。”老刘头看了看外面的柳树，接着说：“法事要做好几天，儿孙们要跪几天几夜嘞，我这离开贵州也快50年了，别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就是这桌子我记得真亮（清楚）的！我想自己死的时候也有，正好你舅同意啊，不然我一个人也做不成啊。”

大舅十分轻松地说：“我打听了，一个村子也没有相当的桌子。我打算把门板和我这饭桌毁成两个桌面，去年西屋房塌了，房子大梁做几个桌子腿儿，今年这个树也开口了，趁着里面还没空，也改个桌腿儿，余富出来几块好的（木料），就做两个骨灰盒。”

大舅的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想打断他这种懈怠人生的想法，直说这是没影儿的事，毕竟大舅才不到七十岁，想这种事实在太早了。

“大小子，你不是我，你想不到这一步，你刘大爷跟我都身边没啥人，我俩互相照顾着日子还凑合，你刘大爷也跟你爷岁数差不多，该想这步了。十年二十年的日子，我也是一个人，在还能动弹的时候做好了打算，（到时）不让你大哥麻烦。”

其实，我能理解大舅的心情，这种“空巢老人”守着一个村子的荒凉，一个时代的荒凉，满眼望去都是荒凉。他哪里是为另一个老人还愿？分明是把自己的事情也想好了。

大舅年轻时是种地的好把式，他学过木匠、泥瓦匠和厨子。以前谁家盖房子，总少不了他帮忙进料；谁家结婚，总少不了他帮忙做菜出席面；谁家老人过世，也总会找他帮忙钉个祖宗板或骨灰盒。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时处处要强的人，去年看到自己当年盖的房子塌了，想必是个不小的精神打击。

老刘头拍了拍那棵柳树，说：“等我啊，我家还有点虾米，我拿来咱俩炖点酸菜。”说完他走出院子，又走进自己的院子，剩下我与大舅无话，我心里仍然觉得大舅为自己准备后事，太早太早了。

没多久，老刘头拿来一罐虾米，还有许多红的绿的条布，以及他用铅笔画下的要在八仙桌上刻的画。

“你来看啊，这个地方要画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手里应该拿一个甚么子东西我忘了，能弄个花就花，拿个别的什么东西也没关系……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布条，多扯点吧，我印象里应该有可多东西咯，就算只有一个桌子，我也好知足啊。”老刘头对大舅比划着，边笑边幻想，感觉如果一张做好的桌子就摆在眼前，他会毫不犹豫地当即赴死，且毫无遗憾。

如果老刘头也走了，我很怕大舅也会想着离开。他们都是阡陌大地上刨食的蚂蚁，坚强无比，也许会忍受孤寂的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生活，也可能万事看开，便一去不回。

眼下，还有六七天就过年了，两个离群索居的老人，就这样准备着给自己的礼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这件事跟兵哥说，我觉得有必要，但是又觉得没必要。这事可大可小，你可以当作老人的消极状态，但也可能是没事做，做点小手工。

那段时间，兵哥几乎天天问我大舅的近况如何，我能怎么说？——“你爹跟我要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锯做八仙桌呢”？

说不出口啊。

4

这件事在我心里纠结着，难以化开，一直到大年三十，还想着那两张八仙桌的我决定再去大舅家看看。

到院子里时，那棵大柳树已经横躺在地上了，四处摆着它的“残肢”。一个被锯出来的木墩子上摆着我第一次来看见的那半扇猪。

进到屋子里，是两张大桌子，圆桌子是原来的饭桌改的，方桌子是一扇厚厚的门板改的。八条桌子腿儿布着走向不同的纹理，桌子侧面贴着要刻上去的八仙画。桌子细闻闻，还有木头的“生”味儿。看来，两个老人家准备用这桌子摆酒菜过年了。

老刘头对我说：“大小子帮我买几个香炉吧，我太爷死的时候有一鼎老大的香炉，那么大的香炉才能插得稳香。”

大舅对老刘头炫耀着：“做工不错吧？跟你印象里差不多吧？”

老刘头扁扁着嘴，睁大眼连连说：“差着不多咧，知足啦！”

我细细地抚摸着这两张承接生死的桌子——也许是老刘头魂牵梦绕故土的样子吧。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所寄托？大概是同他一样，老伴走了，孩子不在身边，就只能远远地从前半生里硬找出一个故乡的样子，渴望用人生最后一刻对故土的追思去弥补人生的完整。

而大舅则是借着老刘头的所需，弥补自己生活的完整。有些人要权要钱，有些人要幸福，有些人只是要完整，这两张八仙桌就是横架于“完整”之间的桥梁。

刚到中午，大舅已经准备吃除夕的最后一顿饭了。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必非在大晚上包饺子，年也不算团圆，也就没必要准备年夜饭。

“大小子在这吃吧，我们就两顿饭，你吃完这顿还赶得上回家吃下一顿呢。”大舅说。

我没有再客气，留了下来。

那顿饭有猪肉炖的酸菜，里面烩了一层虾米；有我买来的各种干果；有韭菜炒的鸡蛋；还有许多豆包——都说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可大舅家只能吃豆包——因为他准备的豆包太多了，邻里都会做这东西，送不出去，就只能自己吃。

老刘头和大舅互相倒酒，两个老人家怕我尴尬，就把电视打开了看。一经烘托，气氛还真就上来了，情到深处酒到浓时，老刘头也开了肚肠，满口一杯酒，抓住我的手，打开了腔。

“孩子，我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来来回回跑这么多趟，我这事儿办不成啊。”他呷了一口酒，看了看我，“我来东北那年刚也就二十多岁，二十几我都记不太清了。”

他眯着眼睛，边对我说话边看着电视。我问他咋不回家，这么多年跟老家还有没有联系。

“想啊，刚来东北的时候是被押来的，想回家不让回啊。那个年代家里也不太平，我四五个兄弟都找不到了，家里老头也被关起来，天天写检查。”老刘头说，他的东北之旅是在那个动荡时期开始的，他们一家先是定居北京，几年后又因为历史原因，兄弟四散，家道中落，他被一路下放到了北大荒。

“那个时候只能给家里写信，写了好多哇，都没得回信，后来才知道，好多信都是托人送的，人家根本没给我邮出去。但是我也不失望，那个年头失望的事情太多了，这种事情不值得难过了。”老刘头点上烟说：“后来啊，那都是好多年了，我认识了我老伴，稀里糊涂地就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没跟家里说。但是好在跟一个同乡联系上了，回了家一看，只剩下兄弟两个和老妈了。”

大舅打断了老刘头的话，说大过年的就不谈这种事情了，但是老刘头心里的苦水淌出来，就没那么容易轻易止住了：“上一次见面是二十出头，再一见面我都有孩子了，我妈给我做的蕨菜根炒肉，临走又给我拿了好多蕨菜和辣椒酱，说让我路上吃。我也记下了新家地址，在一个小县城里，从东北到那儿，要先到遵义再坐板车到毕节金沙县，再咋个走，我就记不清咯。”

老刘头尽力地在脑海中翻找着回家的路线，驴车套着板车，一路晃晃荡荡，可是再往下走，那段回家的路就迷失在了他的脑海中，翻找不清了。

“那你没再多回家几趟啊？老娘不还在呢吗？”大舅好像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

“没啦，没回家过几次，那个时候家里总得种地，哪有时间回贵州啊，路途也太远，走一趟要花很多钱呐，在我妈走以前，也回去了八次，第九次赶回去奔丧，就再没回去过了。”

老刘头叹着气，又突然说起自己的女儿：“我闺女在外地嫁了人，我也不要求她把我接走，我也不去。我看明白啦，有些事情没办法的，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多养活一张嘴是多大的负担啊。”

老刘头眼中含着泪，喝下了一杯酒，“东北也有蕨菜，东北的土地比我们家乡的好，种出的庄稼黄莹儿的，真好”。

大舅说，老刘头年轻时候也是种地的好手，土地和家人一样，都离不开他。他深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才能收获，为了让这片金黄哺育妻儿，他只能慢慢淡薄了母亲与家乡。

或许说起来，这有些“不孝”和“薄情”，但是只有身处其境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只能选择放下一头。现在的兵哥何尝不想接大舅去北京安享晚年，但他的儿子、老婆都要养，对老父亲的关怀，就只能隐匿于撕掉价签的保暖衣上了。

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的兵哥，明年会不会也不回来了？大概率是可能的。这并不代表兵哥对父亲态度失衡，只是人之常情罢了。以“理中客”的高度审视“空巢老人”的孩子们是容易的，却鲜有人体谅。他们哀叹农村的落寞，又拍手叫好城市化建设的速度，可每一个大都市的繁荣背后，都有无数人肩负着两头，一头是嗷嗷待哺的家庭，一头是垂垂老矣的父母。两头都在跳着脚地望啊望，可是都望不见另一头。

时代疯狂前进，注定要撞倒一些人，老刘头就被撞倒了，他选择理解和包容，就像他母亲当年理解他一样，他也理解自己的女儿。

大舅给我夹了好几筷子酸菜，不停地打岔，老刘头才咽下了继续讲述的欲望。其实老刘头说了那么多，我也没记住多少，关于他的一生，我仍是知之甚少。

我特意在机顶盒里调了一个“历届春晚精品展播”，才算把饭桌上的气氛调节的舒缓一些。饭毕，我和大舅收拾碗筷，只听见电视里传来了当年黄宏的声音：“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出门的时候，已经日落黄昏，我沿着水泥路一个弯一个弯地绕过一片片土地回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村头已经没了狗吠，这些老人越来越孤独。

车子开过一片庄稼连着的坟地时，我想：人一苍老，就像颓圮的土墙、崩坏的石磨、纤毫毕现的土地，坍塌，无力，荒凉。人们总祈求和死去的亲人在天上相见，实际上哪个升天了？他们都被埋在地里，每当夜晚来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一同躺下。

快进城时，夕阳已经被夜色压得很低很低了，我们的生活也差不多，大部分的日子都被压得很低很低。

到今天，北方万物开化，冰雪早已消融，我不知道大舅家的那半扇猪肉还剩多少，豆包有没有吃完，他有没有打算开春种点什么。

也许，大舅也一点点接受了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的事实了吧。那两张八仙桌子，此刻应该稳稳地立在屋子里，和它们还是一棵树、一扇门的时候一样，被风吹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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