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的一个冬天,寒风瑟瑟,紫禁城被一整片白色包裹着。在一条名为八宝山的马路上,一支庄严肃穆的送葬队伍缓缓前行,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沉默而悲痛。最前面有一位老人,他低头捧着骨灰盒的,是我们可敬的周伟人,队伍中执绋的人有叶剑英、陈毅、贺龙等重要领导人。在我国的历史上,一共仅有两次中央领导人在抗战英雄去世之后为他们抬棺送葬的事件。一次是一起为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抬棺送葬,这次,则是为了我们的无冕英雄——杨立三同志。伟人的步伐显得有些沉重,对于执绋的行为,他悲伤的说:“没错,共产党员全都是无神论者,但我们的党员也都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老话说,知恩图报,当初我命悬一线,是杨立三同志没有放弃救我,我现在不送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然而,杨立三的贡献远远不止对伟人个人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阵仗的送葬追悼仪式还是头一次出现。这个杨立三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如何用一个字解决军工工人的问题?他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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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何人?伟人为他送行,一生掌管经济大权,死后无遗产
杨立三遗像
追悼会场的正中间,放着的是杨立三同志的遗像,他生前担任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他一生掌管经济大权,仍两袖清风。他在草地里抬了病重的周伟人近一周的时间,他就是这样一个为国为民操劳了一辈子的人民军人,一个可爱可敬的“红色管家”。
杨部长十一岁时,就开始读书识字了。他先是在私塾上学,后来又在当地的一所小学读书。因为是佃农家庭,他不得不半耕半读,减轻父母的劳务负担。后来他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小学老师。两年后,他加入了湖南当地的军队中,做起了文书的工作,自此,杨立三的军队生活就开始了。他在漫长艰难的抗战道路上,创造了很多丰功伟绩。凡是和他有过交往的领导或者士兵都对他钦佩不已。有人根据剧情推测,《亮剑》中的张万和同志这个角色,就是根据杨立三同志的故事来进行创作改编的。其实在今天,我们日常能够看到的、接触到的一些事情的背后,都和杨立三同志身上发生的故事息息相关……
杨立三同志
在1928年的时候,党组织遇到了抗战道路上的挫折,由于陈独秀的一些错误判断,让组织遭受重创,于是在同年夏天,组织内部在汉口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经会议讨论,决定先撤销陈同志的职务,并且重新制定了抗战方针。会议决定,以后工作的重心将放到农村,先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在会议上,组织分析了各个地区的局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安源、平阳等地区,决定在这些地区率先展开起义活动。由于当时正处于夏末秋初,正处于农民即将秋收的季节,于是就把这次行动叫做“秋收起义”了。负责这次起义的是毛司令。在九月上旬,毛司令在安源的一所学校里召开了关于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准备会议。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师出有名,因此起义的主题是什么?围绕这个主题应该设计什么样的军旗?这些事情成了这次会议提出的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在起义前做好万全的准备。
杨立三和战友们
大家一听要设计军旗,都特别激动。但是要想设计出一面体现组织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军旗还是难度很大的,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军旗不倒,军心不散”,事关将士们的士气,因此,杨立三和何长工都犯了难。他们决定尊重大家的意见,群众和将士们集思广益,总比两个人的想法要多。于是他们便开始一家家的去询问关于设计军旗的意见,也将军中文化水平高的参谋长的意见仔细记录下来。
经过一番走访,意见都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他们便在文昌阁中开始紧锣密鼓的设计了起来。何长工和杨立三两个人从小经历不同。杨立三在少年时就跟随湘军一起作战,因此他对于我党的军队精神十分了解,在设计军旗时能把这些我们本土的元素考虑进去,而何长工呢?在加入党组织之前,曾经去过法国,也见过苏联的军队,因此对共产国际的军旗样式比较熟悉,可以将这些作为参考。两个人先是各自在草稿纸上设计,把自己想到的样式都先画出来。然后再交换意见,把对方的想法也融入设计之中。就这样修修改改一晚上,设计出了一面两个人都觉得不错的军旗,这面军旗也是我国的工农军正式使用的第一面军旗。
工农革命军军旗
这面军旗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抗战精神融合在了一起。整面军旗的主色调是红色,红色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祥瑞之色,大范围的使用红色,是对出师顺利的一种期盼。红旗的中央是一枚五角星,五角星的里面,是黑色的镰刀和一把铁锤相交在一起的图案。镰刀和铁锤都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镰刀是农民的象征,而铁锤代表着工人,它们相交在一起,寓意着工人和农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组成抗战军的队伍。这样构思巧妙的设计很快就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审批。一旦军旗确定下来,杨立三和何长工二人就可以请裁缝们开始批量制作了。他们请来了当地手艺比较好的几名裁缝,在他们两人的监督和指导下,用了短短两天时间,就完成了100面军旗的缝制。
在秋收起义的征途中,毛司令注意到了队伍中飘扬的这面军旗,他看着这面意义非凡的军旗,胸中的慷慨之意被激发了出来,他激动不已,当即就为此填写了一首词。核心领导的慷慨陈词为这面军旗又增添了更多的历史色彩,以至于到了今天,这面军旗的故事还广为流传……
毛主席
俗话说的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是在遥远的古代还是当时正处于世界大变革时期的近代,在战争中,军队后方的后勤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当时,杨立三的许多身份都和后勤有关。他既是当地一家银行的高层,同时他也是当时中央财政委员会的一个财务委员。身兼数职都与财政相关,可以说他是财政方面的“红色管家”了。但是管钱这件事,看起来是一件美差,实际遇到的困难有很多,这个职位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坐。
在国共合作中的过程中,第一个难题产生了。卢沟桥事变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党内合作。国民党中央总是以4四万多人的标准来分发军饷的。但是我党发展非常迅速,军饷的标准不变,人数却一直增长,到了1940年,我军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四十多万人。这些军衔远远不够,整整拉开了十倍的差距。这时,我军部队向他们反映增发军饷,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增发,反而断了对我军部队的军需供给。国民党对我军军队的克扣,让军需难题又抛回到了八路军的身上。不仅要解决四五十万人吃饭穿衣的问题,还要保证军队的战斗能力。军中将士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解决,在作战途中战士受伤以及武器的损耗问题也同样重要。
中华苏维埃时期货币
杨立三面对这些财政问题,也是非常头疼。毕竟,根据地都建立在乡村,本来就物资匮乏,八路军总不能在本就贫穷的农民身上想办法吧?加上军队都驻扎在山区,本来生存环境就差,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也十分匮乏,一时间,部队的战士们都过上了贫苦的日子。1941年秋天,华北根据地的将士们正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没想到又接到了别的战区的求救援的消息。杨立三在根据地缺钱少粮的情况下,仍然支援了600万,为中央解了燃眉之急,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杨立三心里知道,就算是把根据地所有的军费都用来救急,其实也是不过是杯水车薪。因此,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让将士们勒紧裤腰带,而是向国民党催要他们拖欠的军费。国民党的军费每次都是由重要的元首带回来的。杨立三记得,收到国民党拨的第一次款时,就是由周副核心领导亲自去西安去取,然后乘坐飞机回洛川送来的。在这之后,杨立三按照上级的指示,好几次向国民党在山西的一个,叫阎锡山的高官催要军队的军需拨款。
朱德与杨立三
1940年,将士们好不容易扛过了寒冷的冬天,本来大家都盼着在春天补充军需,整顿队伍的。但这一次,国民党又没有按时发放军款。这边是根据地的同志们需要物资,那边别的战区又在请求支援,杨立三作为掌管财政大权的将领,催促了很多次,依旧没有什么进展。这时,他听说朱将军回延安开会时会经过西安,正巧,国民党拨给八路军的钱是由我党在西安的军队办事处转交的。于是他赶紧派后勤部的周副部长去西安向朱将军反映这个问题,请求朱将军在西安停留的时候与周副部长一起到国民党当局取回他们拖欠的军费。杨立三深知,此次出行,一定会遇到很多危险,他对周副部长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在拿着军款回来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国民党其他军队的截胡,还要注意绕开日本人的封锁线。
长征时期杨立三和战友们
想要从国民党手里拿到钱,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朱将军和周副部长与国民党在西安负责相关工作的部门交涉了很多次,既要处理繁杂的手续,也要将申请军款的金额确定下来。多了人家不愿意给,少了又会苦了将士们。之前没发的军款得一并要回,究竟该申请多少军款?当时使用的法币一直在贬值,物价也提高了很多,这些都需要考虑进去。后来,两个人跑前跑后,终于成功地拿回了军款。这事关等待救援的战区士兵的生死和根据地将士们的生活所需和军用补给。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朱将军还派专人护送他一起回去。
然而,仅仅靠这些固定的军款是远远不够的。杨立三作为财政方面的专家,有着丰富的理财经验,他知道,“节流”和“开源”一样重要。部队内部也需要做出一些措施来保证资金的使用。杨立三认识到,要想让将士们认识到开源节流的重要性,首先就得制定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于是他便在军队中不断调查了解平时将士们的所需所用,制定了在抗战时期的经费供应标准。并且将其中的具体内容整理成文件,做到公正公开,将士们随时可以了解和浏览。之后又不断修改,完善,成为了抗战八年期间我军的财政供需规章。
杨立三和战友们
1940年的时候,物价十分不稳定。有时候工人的工资上个月还够花,下个月又不够花了。为解决军工工人问题,保障军队每个同志的供给,杨立三反复研究,最终决定用实物代替货币,每个月给同志们用粮食作为计算工资的费用,这样将士们每个月获得的东西总价值都是一样的。到底选择什么粮食来代替工资呢?经过杨立三与后勤部的同志们共同商议,最终决定用小米来作为计量单位。由于这种计量单位以前都没有出现过,必须有个新的汉字来表示这个单位的名称。杨立三在这时创造出了“饻”这个字。左边是“食”寓意以粮食代替货币,右边是“衣”,,象征着丰衣足食,相加为“饻”,并且取了“吸”的读音。杨立三是怎么用“饻”来计算工资的呢?据相关文献记载,每次发工资时,先按每月中旬正午时分午,各类粮食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每“饻”的价值,然后再以“饻”的价值折合成每个人应得的津贴、补助、工资,换成货币发到每个人的手里。
《杨立三传》
虽然在今天,我们都是以货币为计算工资的标准额,但这种制度,在物价不稳定的那十年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切切实实的保障了人们的利益,一直实行到1950年才取消。不仅如此,他还整顿了关于预算决算以及收支等方面的具体制度。这样一来,就可以尽可能的将军费效益最大化,同时也可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
杨立三还考虑到了日军扫荡时如何保护资金的问题。根据地驻扎在农村,村子里有很多的庄稼。于是他号召将士们,趁着黑夜的时候在庄稼里挖坑,坑的大小要刚好能放下米缸,在遇到日军扫荡的时候,就把钱都放到米缸里,再铺上石灰,盖上石板,上面还用粮食作物掩盖住,等到安全的时候再取出来。这一招,让我军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避免了大量的资金损失。
杨立三故居
1935年的夏天,由于部队需要整合,我军的右路红军开始过草地。因为行军辛苦,日夜赶路,周伟人开始生病,但是他还是在坚持工作,直到沙窝会议结束之后,周伟人正准备休息,没想到突然就晕了过去。军医赶紧过来,一摸周伟人的额头,烧得厉害,治疗了几天之后,周伟人还是没有退烧。当时的医疗条件实在有限,军医为周伟人仔细检查后,才发现腹部处有一凸起,确诊为肝炎,而且还在不断的恶化。确诊后,周伟人冰敷了一整晚,在紧急排脓后,才开始退烧。虽然烧已经退了,但是周伟人的身体还是十分虚弱,腿上根本没有力气走路。这时,毛司令下了指示让红三军一定要将周伟人平安地送出草地。当时将士们都得一边行军,一边保护好武器炮车,想要为生病的周伟人腾出人手,就必须扔掉一些重型武器。纠结了 一会儿,彭副司令决定,扔下几架迫击炮。让原本负责迫击炮的士兵组成一个担架小分队,把周伟人抬出草地。
周恩来总理
当时,身为军政委员的杨立三,本来也是正在生病,但他坚持要加入抬担架的队伍,别人怎么劝都没用。杨立三看到领导这个样子,实在是很心疼。他知道,本来穿越草地的这一路就特别艰苦,加上不断的开会,又要协调军队,周伟人是一直连轴转,身体早就熬坏了。
伟人本来想试着自己走走看,在杨立三和另一名同志的坚持下,周伟人总算同意让他俩抬着他走了。然而,七月八月的天气,总是反复无常。前一天还是烈日当空,第二天就下起了滂沱大雨。冷热交替的天气,让周伟人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杨立三心想,不行,还得再快点,早一天去医院,周伟人康复的希望就大一点。于是,他竭尽所能地照顾周伟人。白天温度太高,他就为周伟人及时脱掉外套。遇到下雨天,他就不顾自己是否淋雨,一只手给周伟人撑伞,一只手抬着支架。
红军过草地
没日没夜的抬担架、赶路,杨立三肩膀处的军装被磨破了,透过磨损的衣服,隐约看到,他的肩膀也渗出了淤血。脚下的布鞋已经磨破两双了,小腿由于走路太多,已经酸胀难耐了。但他始终不松开抬担架的手,整整六天六夜,内伤外伤都受了个遍,周伟人好几次劝他和别人换换,休息一下。他说:“算了,伟人。大家都不容易,我既然接过了这个任务,一定把您送出草地。”终于在第七天的早晨,他们俩把周伟人送出了草地。看到周伟人被安置妥当,杨立三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自己却累病了……
从1927年杨立三参军之后,他这位“粮草官”就一直在后勤处为军队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好不容易等到了新中国成立,我国的边境又出现了危机,战乱刚结束,国家本来就财政紧张。抗美援朝的钱从哪来?杨老又开始为异国战场上的志愿军们操劳后勤的补给问题。
由于一直不停为国事操劳,杨立三累到三天两头地住院,只要一出院,他又开始忙工作了。后来在一次住院检查中,杨立三被查出了脑癌。1954,周围的同事看他每天忍着病痛的折磨,高强度的工作,身体眼看就要垮了,赶紧劝他前往苏联莫斯科接受治疗。只是这时候他已经病得太重了,即使是苏联最优秀的医疗团队连夜会诊,还是没有办法让他的病情好转。11月28日,杨立三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杨立三书信
从参军到驻扎根据地、从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到抵抗日军侵略、从解放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杨立三一生都为人民军队的后勤事业兢兢业业。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赶上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授衔仪式。但他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早已被记入史册,他的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也成为了之后的中央领导人学习的榜样。
未被授衔却胜似授衔,杨立三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无冕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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