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苏区支援上海的120两黄金失踪，19年后才宣告破案

1931年，一个装有120两黄金的白铜小盒，从江西苏区首府瑞金，经地下交通线送往上海，中途遗失、不知所踪。

此案一度成为中共历史上的悬案，直至19年后建国初期方才告破。

那么，这些黄金是从哪来的？送往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中途又是怎样遗失的呢？此案最终又是如何告破的呢？

江西苏区于1931年，接到上海临时中央发来的密电，要求苏区拨款送往上海，作为中央工作经费。

尽管当时苏区的条件也很艰苦，时任苏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还是决定全力支持中央，他安排财政部部长林伯渠负责筹集款项，保卫局长邓发制定运送方案。

考虑到从江西到上海一路上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林伯渠最终确定，将红军打土豪所缴获的各种金器重新熔炼，统一铸造成10两一根的金条，共计12条120两黄金，然后装入专门打造的匹配金条尺寸的白铜小盒中，小盒的封口处上了焊锡。

基于同样的原因，邓发也制定了一个先南后北，辗转曲折的运送方案，途中安排7名地下交通员转接传递。

为了保证将黄金送达上海，林伯渠和邓发经过商议，制定了一套严密的交接手续。

邓发

他们计划，将一枚写着“快”字的棋子分为7片，再准备1把锁和7把钥匙。

其中第1名交通员接头时，只要带着白铜小盒和这把锁，熟记联系暗语即可，

而第2名交通员在与第一名交通员对上暗语之后，用手中的钥匙打开锁再次确认身份。

然后将手中的棋子残片交给对方，接过白铜小盒和锁赶往下一个联络点。

操作程序以此类推，而第7枚棋子残片，以及第7把钥匙则在上海中央联络员手中。

当第7名交通员将黄金送达之后，便从上海中央联络员手中，收回最后1枚棋子残片，作为整个行动顺利结束的标志。

所有的锁和钥匙以及棋子残片，都在行动开始之前，派专人送到相关人员的手中。

整套计划可谓是十分周密，可即便如此还是出了问题，原定的运送期过去了20多天，可是上海中央却仍然没有收到黄金，不得不频频发电报催问苏区。

邓发也只收回了6枚棋子残片，在白色恐怖之下，苏区和上海中央分头派出情报人员做了有限的调查，最终确定问题出在从松江到上海的最后一站。

但是第7名交通员却已不知所踪、杳无音信。

蒋介石

120两黄金就这样石沉大海，导致被捕同志无法营救而被杀，伤病人员无法治疗而死亡，烈士家属得不到救助而飘零，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此事也成了毛主席的一块心结，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亲自交代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督办侦查该案，务必水落石出。

由于发案地点在上海，上海市公安局于1949年，为此专门抽调一批精干警力，组成了专门办理包括此案在内系列悬案的侦查办公室，由其下辖的第3组负责该案。

第3组的侦查人员迅速开展了行动，他们先赶到北京面见林伯渠，详细了解当年的案发经过。

因为运送方案是邓发制定的，林伯渠并不清楚7名交通员的真实身份，遗憾的是，邓发因飞机失事已于1946年去世。

万幸林伯渠还依稀记得第1名交通员姓秦，曾经给老红军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林伯渠

第3组一路追查，最终找到了当年的小秦，现在已经成为解放军第13兵团某部副师长的秦朴。

根据秦朴的回忆，他与第2名交通员顺利交接完成了任务，但因为地下工作的纪律所限，他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就在案件调查陷入僵局之际，上海市公安局传来了好消息。

他们找到了当年中央保存的绝密档案，其中就记录了除第7名之外其他6名交通员的详细资料。

第3组马不停蹄，根据资料赶赴杭州找到了第6名交通员刘志纯，他向侦查员描述了当年的交接经过：

老上海

刘志纯于1931年12月1日，携带黄金赶往上海松江的接头地点汉源栈房，直至4日一大早才与第7名交通员通过暗语确定身份。

随后，此人用手中的钥匙打开了刘志纯手上的锁，并将棋子残片交给他，然后就此别过。

刘志纯回到杭州之后的几天之后，党组织派人前来取走了棋子残片，

在刘志纯的印象中，那第7名交通员一身黑色衣服，普通人的相貌，并无特别的生理特征。

但是，他用来包第6枚棋子残片的是一张蓝色纸笺，刘志纯匆匆扫了一眼，认出那是一张当时客栈使用的押金存根。

根据这条线索，第3组在松江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把当地的大小5处客栈查了个遍，可是却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第3组组长蒋文增决定带队返回上海再另辟蹊径。

老上海

临行之前，组员胥德深向蒋组长提出，要请假前往松江军分区司令部看望自己的老乡杜复明参谋，蒋组长当即表示同意。

杜参谋接到胥德深的电话非常高兴，便让他带着第3组4名成员一起，到司令部吃个便饭畅叙一番。

让蒋组长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却意外地找到了新的线索，吃饭的时候，杜参谋问及他们此行的目的，胥德深只说找人，但在客栈中并未找到。

一旁的厨师恰好听见，就告诉第3组的侦查员们，松江解放之前，当地保安团曾经开过一个内部客栈，没有公开挂牌，所以普通民众中很少有人知道。

蒋组长等4人大喜，立刻赶赴这家客栈调查，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家客栈管理十分规范，竟还完整保存着18年前的入住记录。

经过仔细查找，侦查员们发现，1931年12月1日至5日间，只有3名社会人员入住该客栈。

其中一人叫梁壁纯，是上海祥德源药店的店员，1号入住，4号离店，时间地点恰好吻合。

第3组匆匆赶回上海，经过大海捞针一样的排查，终于找到了已经改名换姓的梁壁纯，他承认自己就是第7名交通员。

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梁壁纯交代了当年的未解之谜：

他从松江坐船返回上海后，在曹家渡码头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法租界接头地点，在途中被人用药物纱布迷晕，送到一家旅店内。

等他醒来的时候，才发现白铜小盒已经不翼而飞，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被一辆黄包车送来的，送他来的有三个人，说他喝醉了。

他害怕将来组织上追查，于是便请旅店为他写了一份事情经过的证明，此后，他便化名在浦东洋泾镇以修表为生。

在梁壁纯的指认下，第3组找到了当年的旅店，印证了梁壁纯的所言非虚，而且旅店的一名伙计还凭着记忆，提供了当年那辆黄包车的牌照号码：300169。

侦查员们好不容易找到这辆车的主人，但是一调查却发现这辆车在1931年12月间从未到过曹家渡码头。

至此，黄金丢失的真相算是查清了，可是到底是什么人劫走了黄金呢？

第3组的侦查员们经过反复推理，确定了破案的方向。

他们认为：

第一，黄金运送的行动十分机密，劫走黄金的罪犯不可能事先知道并预谋，也就是说，劫走黄金纯属偶然行为。

第二，从作案手法来看，瞬间迷倒一个成年男人并非易事，罪犯事先必定经过了精心的演练与策划，很有可能是惯犯。

根据以上结论，侦查员们向公安局领导提出，请各个监狱和看守所的警方配合，向在押的犯人们发布案件相关信息。

并承诺凡能够为1931年曹家渡码头黄金劫案提供线索者，一经核实便可视为重大立功表现，警方将报请法院为其减刑乃至提前释放。

信息发布近一个月之后，上海第二看守所一名叫做冯安宝的犯人向所长检举。

他家在1931年曾经有过一辆牌照为300196的黄包车，与公开发布信息中黄包车的牌照极为相似。

而这辆黄包车当时被他的表哥吉家贵，以及表哥的两个朋友阿古和小克经常拉出去讨生活，恰好作案者也为三人。

再加上吉家贵等3人向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冯安宝由此起了疑心，这才决定检举。

信息传到第3组后，侦查员们敏锐地意识到，旅社伙计有可能记错了号码，把300196记成了300169，他们开始着手调查吉家贵，并且很快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吉家贵自幼练过武术，而且家境较为贫寒，但1931年案发之后不久，他却突然变得阔气起来，在法租界开店做起了生意。

侦查员们随后赶往吉家贵的店里，搜出了当年装黄金的白铜小盒，在铁的证据面前，吉家贵一五一十地坦白了伙同刘阿古以及庄克作案的整个过程。

庄克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死亡，吉家贵与刘阿古于1950年11月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梁壁纯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10年，冯安宝检举有功，得以提前释放。

距离案发19年后，在侦查员们抽丝剥茧的辛苦工作下，这桩悬案虽然步步惊心，但最终得以告破而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