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专访 | 王嵘：踏实前行，活在当下

早在初中的时候，王嵘就在CCTV6与影像结缘。看完电影之后，她会在日记本上记下许多原始而主观的感受。与此同时，她开始在报刊亭订电影相关的杂志。看着看着，她发现自己似乎对影像有天然的敏感。

几年后，一款名叫会声会影的软件流行起来。那时王嵘和身边的同龄人一样爱听流行歌曲，于是她就利用这款软件，将歌词配上画面，为自己喜欢的明星做了一个MV。有时在家庭聚会过后，她也会剪一个小片子留作纪念。

从这些小小的热情与天分开始，王嵘逐渐走上了编导这条道路。

踏实努力：生活的主旋律

2012年，王嵘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就读。报考时，王嵘对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还不是很熟悉，经由妈妈的介绍，她决定报考这个专业。而之所以报考华师大，是因为她曾在《儿童文学》这本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喜欢的小说，其作者就来自华师大的中文系。幼时对记者的向往让王嵘对传媒行业心有好感，华师大的文科底蕴也契合了她对文学的喜爱。“我想我还是挺幸运的，可以顺其自然地选一个感兴趣的专业。”

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中，老师们并不过分强调技术本身。他们更愿意让学生夯实基础，之后在实践中逐渐成长。教授剪辑技术的刘诚老师告诉同学们，重要的不是掌握多复杂的操作，而是真正理解最基本的剪辑功能以及最底层的剪辑思路。而王嵘的导师聂欣如老师则擅于让学生结合种种理论锻炼实操技能。他曾是《舒克和贝塔》的编剧，兼具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是王嵘编导专业路上重要的引路人。

“他是一个做学术非常认真的人，这种认真特别有魅力，这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王嵘大三时，她曾一度想要考研去北大的新媒体专业。由于竞争压力颇大，她在备考阶段有些浮躁。某天，一节考研用的课程与聂老师的课产生冲突，王嵘便自行去上考研课程，留下室友帮她请假。当时聂老师很生气，告诫王嵘说，“考研再重要，也应该脚踏实地地上好现在的专业课。”这件小事一直深深地留在王嵘的记忆里，“脚踏实地”四个字也逐渐成为她人生的信条，并在之后的日子中一直践行下去，“不能浮躁，有时候想太多也是一种浮躁。”

王嵘与聂欣如老师毕业合照

在王嵘求学的几年里，踏踏实实、顺其自然的状态是她生活的主旋律，她凭借一以贯之的努力应对着时时涌现的挑战。本科毕设时，她独挑大梁，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最后获评优秀作品，并在大四那年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研二时，她去英国利兹大学修读了第二硕士学位，两边的课程都要分别上完，毕业论文也得各写一篇。而在英国学业即将结束时，她又要面临在国内找工作的问题。压力最大的时候，王嵘在写毕业论文的同时四处海投，一边忙着开题，一边准备各路单位的考试。即便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她偶尔会十分焦虑，但她还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完成了两边的论文后顺利毕业，并在认真准备了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的考试后，成功收到了心仪单位的入职通知。

王嵘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照

王嵘利兹大学毕业照

初入职场：速度，创新与成就感

选择人民日报，是因为王嵘对这家单位的新媒体部很有好感。“我对新媒体的初印象，来自人民日报策划的时光博物馆。”王嵘回忆道。那是一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线上线下联动，用集装箱做场景，复原80年代的那些老物件，“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主题歌也很好听，这些给人的印象和传统媒体完全不同。”

在王嵘的记忆里，人民日报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标杆。就连人民日报微博的开张都与社会热点有关——那是2012年的7月22日，北京下了一场大暴雨，人民日报在当天凌晨开设了微博账号，于4时58分发出了官媒的第一条微博，为雨中尚未归家的人祈福。

入职之后，王嵘发现，对速度和创新的追寻背后，是部门内巨大的工作量。人人都身兼数职，“拿起笔能写，举起话筒能说，端起相机能拍”，随时随地按需上岗。有一次，北京下了第一场雪。王嵘早上八点人刚刚到单位，大家就决定策划一场初雪的直播。于是，三个人拿着一台设备，两个“小蜜蜂”，一个三脚架，开车去了什刹海。那场直播没有任何提前准备，就是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前辈带着两个刚入职的新人，随机和路人聊天。“现在想想这也非常‘新媒体’”，王嵘说，“就是非常快，非常灵活，也非常刺激。”还有一次出差时，王嵘紧急接到了做海报的任务。当时王嵘还不会用Photoshop等设计制图软件，于是她就地开始学习设计，学习的成果直接用来工作。一个月后，王嵘已经独立制作了很多海报，完全掌握了这个技能。

雪后直播

并非所有的工作，王嵘都能像这样迅速上手。虽然报社乐于给新人提供机会，但在真正适应日常工作的过程中，王嵘依然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研究生阶段，王嵘基本都在做理论研究，较少参与剪辑的实践。作为一个几乎三年没剪片子的人，王嵘做视频策划时很不适应——首先是缺乏对新媒体短视频节奏的感觉，不知道如何使用并把握音乐；其次是字幕的用法，不确定要选择什么时机，用什么字体，选什么颜色，加什么样的阴影，“当时就是一个抓瞎的状态”。为了尽快适应工作的节奏，王嵘将拉片法运用到了工作中。拉片是对电影文本的细读，观看者需要揣摩片子的镜头语言和制作中的种种细节。王嵘建了一个素材库，用来专门收集成功的作品，然后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推敲其中的各个细节，将他人已经呈现出来的效果化为己用。“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文案是怎么组织的、节奏是什么样的、音乐在哪里是有起伏的……”王嵘不断做着分析，“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音乐？感人的，还是振奋的，还是那种催泪的？”后来，音乐成了王嵘把控片子的抓手，她的“小曲库“在不断地听歌识曲中逐步成型。在一个月的反复琢磨中，工作最初的滞涩感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终于，一次成功的策划让王嵘收获了努力的成果。那是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的国庆阅兵视频策划，当时她使用了分屏对比的形式，画面上方是49年的开国大典阅兵，下方是19年的国庆阅兵，很直观地体现了祖国70年来的巨大发展。“这是我第一个点击量破千万，也是第一个被全网推的视频。当时成就感还是挺大的。”从那时起，报社的工作变得顺手了起来。

王嵘工作照

参与时代：宏大与渺小之间的“普通人”

王嵘的工作真正步入正轨，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那时人们普遍居家，对于新媒体视频需求量大，基本上报社每一两天就要出一个片子。“仅仅是看剪片用的素材就很感动，当时的状态可以说是一边在剪，一边在哭。”在王嵘看来，这可以说是新媒体难得的价值所在。它最快地接近现场，获取最新的素材，以直播和小程序为载体，带来不可替代的参与感。

在21年7月河南的暴雨中，人民日报做了一个小程序H5求助通道，人们可以填写自己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诉说自己的需求，后台的员工们会把这些信息进行整合，再跟地方进行联动。当时王嵘就负责在后台筛选信息，再根据其危急程度做出反馈。“比如有人吃不上饭了，有糖尿病人缺药，我们就紧急联系当地，来调配需要的资源。”王嵘回忆道，“虽然当时我只是看着这些信息，但我真的觉得这一切很有意义。”

这种意义来自对现场的参与感，对媒体复杂工作的参与感，也来自对时代的参与感。作为媒体人，王嵘时刻见证着平台强大的调配能力，并在其中高效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作为个体，她一方面时常感受着自身的渺小，一方面又积极地参与这个时代，尝试以自身的一点力量影响更多的人。站在宏大与微小之间，王嵘对于“普通人的视角”有着深入的体会。这种体验被她带入到宣传工作中，形成了一种“以小见大”的宣传思路。“重要的是去找到一个小切口”，无论是在做日常策划，还是在做像中国形象宣传这样的大企划，“重要的是通过普通人的种种行为传递形象和价值，以一个个普通人的视角看中国的文化。“

以22年10月上线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网宣片（《CPC》）为例，这个视频发布于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在视频开头，王嵘使用了一组来自各个历史阶段的脚步画面——其中有抗战时期的脚步、红军时期的脚步、抗美援朝时期的脚步，还有现在扶贫干部的脚步。“它们分开来只是一个个普通人的行为，但却承载着不同阶段的历史。”而在23年两会期间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PRC》）中，王嵘将文化元素和个人一一对应，以女大学生，文物修复者，外国友人等多种形象作为切入点，将“国家形象”这个宏大的主题变得切实可感。

王嵘工作照

责任之下：用意义化解压力

宏大的意义背后是更多的责任。

在人民日报，对内容极致精细的追求贯穿工作的始终，越重要的策划越是如此。据王嵘回忆，22年“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网宣片”的文案曾改了九版，外地拍摄的镜头要一个个用手机录下来，发回本部确保细节没有问题。在做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策划时，由于视频中大量使用特效，那时王嵘和另一个同事天天泡在后期公司，时刻盯着项目的进展。这种极致严谨的态度，源自人民日报这类大平台与生俱来的压力——它的内容天然地会受到更多的审视，但凡有一点事实性的错误，问题就会变得很严重。

为此，大家普遍承担着较大的压力。曾有一位前辈告诉王嵘，他们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在极度认真的工作态度之下，有些前辈锻炼出了非凡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有人在转文字时一眼可以看出小写“L”和数字1的区别，有人可以瞬间看出两个生僻地名的错误。类似的复核做多了，王嵘自己日常生活中也会恍惚。“我街上看标语都会看三遍，看看它有没有哪里写错了。”

在细碎而高压的工作下，王嵘有时会感到疲惫，也时而尝试着将自己抽离出来。她意识到，有些成就感和光环一样来自平台的加成，如果单凭自己的努力，往往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另外，在第一现场体验时代变化之后，作为媒体人的王嵘也很容易感受到个体的局限和无力。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自己无足轻重的感觉。这种时候，她一般会回顾自己做成功的策划，拍出来的纪录片，以及越来越多被全网推送的作品。“在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之后，也会感觉它们还挺有意义的。”

王嵘工作照

尾声

学生时代，期末考试结束后，王嵘会选一个下午或者选一天，在电影院里面从早看到晚。工作了之后，她不再有空进电影院，也很少再看特别沉重的电影。她前段时间在看侯麦的四季系列，还有雅克·塔蒂，“就是那种喜剧色彩比较浓的东西。”。

工作到第四年，她发现工作真的不是人生的全部，学习也不是，人生短短几十年，值得关注的事情真的有很多。就目前而言，她游走在参与和抽离之间，试着找到一个平衡。

比起进行长线规划，王嵘更擅长在每一个节点将手中的事做好，然后接受一切的结果。“也许这么说有点老气横秋，但我觉得得失心不要太重，有些规划未必可以实现，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所以，不用去想太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文 | 裘东颖 曹雪枫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沈芸莹

审核｜杜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