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国企前半年，小林的主要工作是打饭，以及写规划 | 三明治

小林刚进入这家国企的前半年，主要工作有两项：带饭打饭，写十四五规划。

那是小林所在城市刚刚恢复运转的2020年，所有场所禁止堂食，新通知要求员工以部门为单位去食堂取盒饭。这项任务光荣地落到了整个部门最年轻的新员工小林的头上。每天十一点半她准时屁股离开座椅，从位处城市中心最繁华地带的大厦高层搭电梯下楼，慢悠悠拐进隔壁20米处的一个小巷，爬上3层生锈的楼梯，从一间小食堂里带出7份打包好的盒饭，风雨无阻。前一个月，她会“毕恭毕敬”地把盒饭一一分发到每位同事的桌上。后来，她学会了只敲部门领导的门，只送领导的那一份。

作为新员工，能成为十四五战略规划编写专班的一员，无疑也是光荣的。她重拾了大学写论文时的技能，广泛信息检索、搜集资料、拼贴重译，飞速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笔杆子”。“高质量发展”“经济趋势”“结构改革”“盈利模式”……

当那些以前“每个字都看得懂但却怎么也看不进去”的词汇以及大量的排比句从她手下蹦出时，她不知是否该庆幸十几年的应试教育在自己身上还留有残渣。

对于小林成为了一名国企员工这件事，很多朋友表示了惊讶。有的朋友以为她还在纽约学导演，有的朋友以为她还在上海拍广告，有的朋友以为她还在过着不羁浪漫、追求艺术理想的“温室生活”。

2015年小林还是个刚毕业的法律本科生，不顾众人反对转行成为了影视广告行业的打工人，工作了2年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申请上了纽约的一所不错的艺术院校学习导演专业。2018年回国后，心心念念急着与当时的恋人相聚，同时想着攒一点拍大型商业项目经验的小林在上海找了一份制片助理和导演助理的工作，开始接触一些有一线艺人和国际品牌的项目。这样的项目一来，电脑几乎不能离身，片场拍摄的两三天平均每天睡不到6小时，夸张的时候在片场连续工作20小时也是不稀奇的。

老板的刻薄压榨、同事的冷漠疏离，项目连续的高压，最后还是一点点让小林身心不堪重负。半年后的深夜，躺在猫窝大小的出租屋里，她的耳朵开始出现微信消息提醒连绵不断响起的幻听，疲惫但无法入睡；甚至偶尔呼吸急促，去医院做了检查：“焦虑症，很正常。”医生没有说太多，给她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和一盒安眠药。

同时，她渐渐发现，这些项目虽然能让人快速成长，却与当初热爱的电影艺术没有太大关系。广告里的每帧画面都非常精致，她却只看到金钱的堆叠和没有灵魂的审美，仿佛在为一座无形又庞大的商业运行机器复制粘贴上华丽虚假的面具，而她就是一个在糊面具的流水线工人——支撑她的精神力量逐渐耗尽。

当时的小林满脑子只想着：我需要自己的时间。

“休息也好，创作也好，生活也好。”

2019年夏天，小林从影视广告公司辞职，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来后，小林参与了一个电影的拍摄，去了几趟旅行，感情上出现了一些波折，不久便遇上了2020年的疫情。在与父母关在家里长达将近半年之久的时间里，她几乎什么都没做。每天父母做饭，她吃完就上楼躺着，要么吃鸡，要么睡觉，偶尔看看电影，做做瑜伽。外面的人都说要被关疯了，而小林竟然在暗暗享受那种全世界按下暂停键的生活——

她羞于告诉任何人，害怕被指责。

小林几乎是抱着“再也不想工作”的想法，接受了家人安排的这份国企的工作。上班后，她也确实拥有了更多的私人时间和更规律的生活。

她的房子终于可以装下四季的衣服，7步走完的出租公寓换成了一整天都打扫不完的大房子；她不用再在早晚高峰挤着透不过气的地铁上下班，在搬家后甚至实现了走路上下班；她不用再担心每天不规律的三餐，可以选择实惠的食堂或丰富的餐厅，兴致来时在家里做饭……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每天五点半按时下班了，下班后很少再收到工作消息，没有人可以再像抽陀螺一样不分昼夜地“鞭打”她了。她居然终于有了“被尊重”的感觉，工作对她来说终于变成了“身外之物”，对她的“干扰”降到了最小。小林心知肚明，部门领导其实是出于一些人情世故而容忍自己的低效能。但她也敏锐地观察到，周围的同事们大都半斤八两。他们与小林经历过的私企打工人的状态完全不同，大概是因为有了铁饭碗的底气，散发着有恃无恐的闲散悠然。

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她可以做与工作完全无关的事情——8点半上班打卡后，在电脑上看书、微信聊天、偶尔偷偷小窗口看个电影。她阴差阳错地投入了一段不顺心的恋爱，经常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找个没人的楼道躲着，哭泣或者争吵……中午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她甚至可以去对面的商业街找个店做一下美容护理，美美的睡上一觉。刚开始适应的小林，有时候也会暗自觉得“这样的日子爽极了”。

这几乎满足了她身边很多朋友对“宇宙尽头的工作”的想象，加之家庭条件的相对优渥，小林开始克制对朋友倾诉烦恼，更多地倾听她们的烦恼。她开摄影工作室的朋友在疫情后被房贷、店面租金等生计问题逐渐压垮，在进了她的新家后说：“住这种房子，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哭了。”小林一时无言以对，只能笑笑。另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闺蜜每天加班开会、为完成业绩任务绞尽脑汁愁眉苦脸，每次听到小林说“未来还是会辞职的”，便会回一句“请把位置让给我”。

一切都看似走向了完美的轨道，“理想”的工作，对她不错的男友，大把的空暇时光，每周六回家陪父母。可是小林偏偏总有一根筋搭错——从小到大都这样，总有一根筋搭错。当时的她没有想通是哪里不对，只是用无尽的恋爱里的争吵与复合充斥着那些时光，直到一切行为都开始失控，例如经常性的迟到、请病假、服用安眠药。走投无路之下，她为自己找了一位咨询师。

咨询师曾问她对工作的感觉，她想了很久之后说，是遥远、疏离的。有点像形婚，有名无实，拿着基础的工资，占着效能极低的岗位，貌合神离地做各自的事，各取所需。

这是一个地产公司，很多项目都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拿的地，倚靠着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了之后就搁置着，很难卖出。小林的岗位美名其曰为标准化岗，其实没有人指望专业完全不搭边的小林能为公司从无到有搭一套标准化体系出来，更多地是让她承担运营部门里写文书报告、日常琐事的工作。但因为个性里不甘平凡的倔强，以及从小就是优等生的骄傲，小林也有过很多次主动的尝试，例如与设计副总监沟通，希望他能组织部门做一个设计条线的标准化模板清单，那时她入职不到一年。

“搞标准化是没有意义的。”近四十岁、身材微微发福的设计副总监眉头一蹙，不耐烦地将这句话脱口而出。

小林的部门领导头半年还会鼓励她，让她积极去与各个部门总监沟通：“不用怕，有问题就来找我。”可她逐渐发现，凭自己一人之力是不可能推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部门领导的支持也仅仅停留在私下偶尔的表态，而在这里，真正想要推动一项体系完善类的工作，往往得要有更大领导的发话。“只完成领导交办的事，领导没有明确和硬性要求的工作都不重要”这个职场潜规则，较真的小林才开始慢慢领会。

第一年，小林每个月都会绞尽脑汁报几条月度任务出来，后来她几乎不报了，部门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如此，小林从没有轻视过自己的能力和综合素质，“感到有力无处使”，她曾在一次酒局上对领导透露心声。

这种事情放在几年前刚毕业的小林身上，曾经是难以忍受的。每天坐无聊的班，干着毫无兴趣的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工作，她顶多只能坚持3个月就会潇洒辞职。“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而现在的小林并不反感这种“形婚”。上班时，她把自己用无形的罩子罩起来，像是在保护内心里一个虚弱的自己。她不关心同事之间的拉帮结派，不关心巴结领导、明争暗斗，也不关心公司的年终kpi。久而久之，她成了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人。有时候她甚至可以坐在工位上偷偷为感情伤神流泪，只要戴着口罩就没人发现。她想：这正是我想要的。

直到有一次，小林忽然被打了一个无形的大巴掌，醒了个神。一位大领导在一次饭后偷偷询问了她的家人关于小林服安眠药住院的事。当时她只是请了一个病假，本以为事情可以安安静静地过去，却没想到在完全无人过问或关心她的情况下，居然直接越过当事人本人，把这样的隐私报告给了领导。小林感到震惊甚至愤怒：是谁打听了自己的住院信息？是怎么一层层传到大领导那里的？这些至今都是未解之谜。

那次之后她才知道，原来视而不见、蒙在鼓里的只有她自己，背后那一双双无聊的躲在暗处的眼睛和闲言碎语，可能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年，集团开始进行后备干部人才库的选拔考试，她才终于等来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认真刷了一周公务员考试的题目后，轻松拿了个行政条线的第一。

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面试的情景。坐在对面的一排领导里，有一位疑似曾给大领导报告了自己的那次安眠药事件。他几乎全程低着头，没有直视小林的眼睛。而小林始终保持着自信和镇定的微笑与他们对视，口若悬河。那一刻，她感到自己是强大的。考试结果通报后，行政条线和工程条线的第一名都在运营部，部门领导得意了很久，小林也扬眉吐气，走在公司里的时候她经常会想起那些“躲在背后的无聊的眼睛”，她的保护壳似乎更硬了。

选拔考试后，集团把各个子公司的优秀年轻员工聚集在一起，进行定期培训。一向低调的小林没有争取班长的职位，成为了宣传委员。作为班委，她有了更多展示自己、接触同龄人的机会，遇到几个同事时终于可以寒暄两句。

她零星地参加了几个饭局，每次都是精神抖擞地去，悻悻而归。即使是同龄人，多数也都已结婚，单身的非常少，像她这样从大城市工作了又回来的人也寥寥无几。饭桌上的话题，大多是关于官场动态、工作牢骚、家庭孩子等，以及一些不痛不痒的玩笑，小林微笑而不失礼貌地参与附和着，却很难感到“兴奋”。想要融入圈子，是因为她始终认为深入生活、体验人生百态是创作的基础，但因为人生经历太过不同和场域的不合，格格不入的感觉无法磨灭。两年半的时间里，她与同事相约吃饭的次数屈指可数，通常都是独来独往，在熙熙攘攘的食堂里一人边吃边看手机，或者打包一份饭菜回工位上边吃边看电影。

小林曾向大她8岁的哥哥讨教，为什么跟同事熟不起来，且据她观察，似乎同事之间也都不是很熟的样子。会做生意、人缘好的哥哥说，是小林不够用心，在这种地方肯定是有很多小圈子的，只是她没看到而已。面对不开窍的小林，哥哥做过详细的指点，还请来了他在北京体制内的同学来开化小林。但她像“扶不起的阿斗”，始终没有成为左右逢源的那种人。“我可以观察和了解他们，但我不可能成为他们”，这种向内的探索、自我的认可与和解，她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运营部门经常需要去项目当地出差，免不了一些酒局。部门领导五十多岁，在酒桌上势单力薄，需要下属出来挡酒。这些酒桌文化，也是小林来这里工作才慢慢学会。一向从不怎么会敬酒的小林，越来越游刃有余，在领导和同事的眼色下学会了下桌敬酒，屏蔽掉尴尬与抗拒。虽然领导经常说，他不劝酒，年轻女孩子不要多喝，但小林刚开始时却也愿意冲在前面，因为她觉得这可能是融入环境、迅速拉近距离的好方法。有一次喝劣质的红酒，人生第一次喝到断片，被两个同事扛回家里，整整吐了两天，留下了一些供人嘲笑的糗事：“眼睁睁看着你把烟燃着的那头往嘴巴里送，我赶紧打掉，再看你，煤炭似的一嘴的灰！”还有一次喝到兴头，一位项目总聊到艺术的“艺”，打趣说：“这个字就是艹乙！”，全桌人都没反应，但莫名戳到了她的点，忽然发出了一阵辛酸的爆笑，众人面面相觑。

“抓紧时间寻找升到总部去的机会，早日实现资源积累，就能更快地离开这里。”小林抱着这个迫切的想法，终于等到了去总部办公室上挂一季度的机会。总部领导强调重视人才，鼓励年轻人各展所长。一次，小林被同事安排做一个企业宣传短片，零经费零团队的情况下，小林仍然绞尽脑汁地想了一些创意，想要汇报和讨论，但那位同事却仗着自己有过一点电视台的工作经验，自以为是地说出了“剪辑是傻子都会做的事”这种小林绝对无法容忍的话，她便再也没搭理过这位同事（后来发现这位同事臭名远扬），工作任务不了了之。还有一次，小林被安排和另一位同事合作拍一个大会宣传片。因为这位同事自己爱好摄影，曾给公司做过一些简单的小短片，遇到有专业背景的小林后，整个过程都体现出强烈的敌意和提防，让小林都感到无比费劲且莫名其妙。拍摄结束后他连素材都不愿意与小林共享，她便与领导委婉地汇报了此事，表示不再插手后期工作。可最后，领导拿到此人剪的片子很不满意，还是让小林熬了个通宵紧急又剪了一版出来。与一群不专业还要不懂装懂的人合作，这种机会对小林来说如同烂白菜，也让她回想起以前在团队里拍片的经历，愈发感到孤独和落寞。

小鱼是为数不多与小林私下约着看过电影、吃过饭的朋友。她们的友谊始于吐槽臭名远扬的那位大龄单身男同事，小林这才惊讶地发现小鱼内心因被职场骚扰而累积的怨愤有多深，平时上班时看起来一片祥和，其实只是敢怒不敢言。她警告小林少接触这位男同事，暴风雨似的倾吐她的不满，一一列举他的“罪状”。小林忽然回想起一次自己和他在电梯里，她看到他直接吃着食堂的苹果，好心提醒了一句“很多人摸过，需要洗一洗”，他回了一句“难怪我的苹果这么大，原来是摸大的”，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个恶俗玩笑。小林继而又想起了一些类似被摸辫子、言语调侃的细节，内心感叹职场骚扰原来是这么近，庆幸自己那副“别惹我”的样子无意间也给了自己保护。而与那位男同事工位相邻的小鱼，至今仍默默忍受着鞋臭味与低级骚扰，隔三差五地给小林发来几句夹杂狠毒咒骂的抱怨。

早日升迁的幼稚想法在上挂结束后彻底幻灭。总部的氛围比子公司更压抑，每个人的工作更加繁忙，顾虑也更多——这种顾虑往往都来自于对领导的敬畏。一边大张旗鼓体制改革，一边官僚主义又暗流涌动，在这种不可言喻的来回拉扯中，每个人都多少显得沉闷、温吞。身处其中的小林同样体会着这种拉扯感：一方面享受着巨型温床的保护罩，一方面又无法忽略内心那个“艺术家、冒险家人格”的呐喊。在这种拉扯中，她和其他人一样，变得更加沉闷、温吞。而在日复一日的失语和静默中，她的反思和自我探索越走越深。看到身边活生生的各种领导们，想到如果未来仍要长久地待在这里，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换一个可能的副处长头衔，私人时间也会随之变得更少，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不。

2022年是小林在2016年后的第一次重归单身。“三次失败的爱情，比你幽居荒岛或闭关苦修三年，更有可能迫使你走向觉醒。”（《当下的力量》）情感上的独立迫使小林走向精神独立，长期以来的痛苦与挣扎也在这两年多里产生了火山喷发似的爆发，抑郁、自杀、三次失败的爱情，她仿佛蜕了一层皮，重新开始建立信仰。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与这份工作共处的时光里，她是感恩的。

她在寻找新的适合自己的社群，并在最近一次自我介绍中称自己为“辞职爱好者”。辞职爱好者去传说中“宇宙的尽头”走了一遭，又想撒野去更远的地方了。就算是哥哥口中的“作”，那又怎样呢？她想。几度灵魂雀跃的时候，她甚至一刻都不想再浪费：“去做我必须要做的事，去完成属于我独特的生命的使命。”她依旧也会感到害怕、软弱和不自信，她在等一个平衡，一个时机，她的直觉是不远了。

闭上眼，她想到了每周六都能看到的父母的苍老，也想到了这两年多里最熟悉的场景——

8:29，28的按键熄灭。

电梯门打开，是一堵米黄色的瓷砖墙，上面挂着的28的数字不是很显眼。左右两边都是玻璃门，左边的玻璃门后，是亮堂光正一点的黑色前台和方正的大字“xxx置业有限公司”，右边的玻璃门后，则是色调氛围稍显低调一点的“xxx投资有限公司”。左转，按下熟悉的六位数密码，玻璃门打开，圆脸大眼睛的前台姐姐正低着头。再右转，左转，右转，迈出步伐略微更快的两三步，风一般匆匆掠过左侧部门领导敞开的门口，右转走五步，行云流水地落座于铺着黄色羊毛坐垫或绿色果冻坐垫的黑色转椅上，最后打开电脑，输入自己名字拼音的密码。

容纳7人的小办公间，与大办公区域隔开。整体色调是淡绿色的。作为最年轻的员工，小林的L型工位是最为暴露的那个，后脑勺正对着领导门口。但这不算什么，眼前的一切都是熟悉而亲切的：电脑屏幕和桌板背景一样是淡绿色，被两摞橙色的A4纸盒高高垫起，黑色的键盘和无线鼠标在桌面的最中间，右边则是一个粉色的圆镜，镜子的小托盘里凌乱地放着一些口红和精油。再往右看，摆着黑色笔筒，小茶壶，樱桃小丸子的陶瓷杯，草绿色的保温壶，2021年的豆瓣电影日历。两套蓝色的文件栏里挤满一些积了灰尘的文件，硅胶筷子，以及半块很久都没喝完的普洱茶茶饼……这些小玩意儿在桌面上胡乱而安静地存在着，像陪伴了主人很久的一个大家庭，等着某一样被忽然想起然后精准pick。最里面藏着一排张爱玲小说，好几本都没有拆封，被一盒挂耳咖啡或茶包挡着。

座椅背后，靠墙放着一张灰色的折叠床，墙面上有一些明显的靠痕，岁月留下的痕迹。这张床是小林最喜欢的物品之一，躺在上面，戴上眼罩，总能沉沉地睡上一个小时……

“又要说再见……了吗？”

这场离开不会容易。除去把这所有带着自己温度的物品打包带走，还要与运营部门的六位同事告别。他们都已对小林给予了许多宽容和善意，尤其是两位离过婚的妈妈，小林想再请她们吃一次饭，聊聊天，她总能从很多女性身上学到东西。至于面对一直关照自己的领导，小林在心里打了无数次草稿，应该如何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家人的关系、体现出自己的真诚和感恩。她还没开始动笔。

而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与过去的自己道别。

*这篇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11月三明治

“短故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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