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周道如砥：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兼论中国崛起（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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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Diplomacy

Ny.2021 / No.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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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 / 王盖盖

来源@国关新青年

背景综述

近年来，关心国际形势的人会发现，中国的外交风格似乎变了：之前的“韬光养晦”既已息声，我们的外交指导方向正在朝“奋发有为”的方向转变。换言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主动了。[1] 中国领导人出访外国，予之“对外援助”；向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投资建设，如火如荼；我们的国内国际话语也更加以‘推进大国领导力’为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话，[2] 后又于2021年1月1日在《求是》上发表，[3] 这是中国领导层比较强烈的信号。他讲：中国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即中国基于自身崛起的基础上，要在国际上结交盟友，进而获取领导力。2020年，习近平通过视频在联合国再次发表讲话，重申此前有关国际合作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态度。此外，他还承诺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将在未来两年投入20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等。[4]

王毅外长最近的文章，也体现政府目前政策方向 [5]

通过这篇文章，我希望向大家阐述有关中国获取国际领导力所需要的政策方针，并通过理论、实例来说明其成效；我还会解释“国际领导力”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权力的长远收益。如此，则更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就“大国的和平崛起”。

以下我将先对目前一派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阐述，而后因之提出些针对一些中国的政策建议。

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基本现实主义假设：

要说国际领导力上以及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应是阎学通教授了。他在清华当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在国内外著述繁多，还以他的理论为基础，创建了‘以中国先秦哲学为圭臬’的“清华国际关系学派”。[6] 我在布朗大学的恩师Edward Steinfeld（Watson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还有我在康奈尔的师长Chip Gagnon，均十分推崇阎学通的理论。

阎学通出镜次数颇为频繁，算是很活跃的学者

阎学通的主要观点是所谓“道义现实主义”，此理论初见于其2014的论文，[7] 尔后他又对其进行了扩充，并收入其代表作《世界权力的转移》。[8] 近年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题曰《大国领导力》。[9] 他的论证特点是以古喻今，征引《荀子》、《战国策》等，将其整合于现今的理论研究，要发展出一个“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又兼具有普适性。他觉得据此，则能为中国的崛起出一份力，为祖国的国际威望添砖加瓦。[10]

阎教授的理论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支。从根本上讲，现实主义是对国家的一种假设，以为国际事务实为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11] 鉴于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超越而可以约束各国政府的权威，且在实力竞争中国家间的实力是相对的，弱国随时面临着强国的剥削与侵蚀的威胁，因为并没有一个国际上的“大法官”来制裁强国的行为；强国对于弱国，可以违约，可以进攻而不受惩罚。[12] 大国之间也是要进行竞争的，一个国家能力的提升必然是对它国安全的威胁，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保证自身主权、利益不受它国侵犯，则其必须最大化地追求权力以自卫。由此，多个强国会相互进行军备竞赛以维护力量的各自相对的安全。如前现代欧洲和两战及其期间，强国吞并弱国、强国之间合纵连横以相胁的事例，司空见惯。[13]

阎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对“权力”给出了一个比较兼容性的定义，认为“权力”是军事、经济、文化与政治领导力的结合。[14] 军事、经济、文化三者，都是固有的，这些是天然的“资源要素”（resource elements）。[15] 国家要获得最大的权力，则要考虑其“资源要素”的情况，故“国家类别的不同、国际规范的不同、国际地位的不同、武器技术的不同，这些差别都可能使不同类别的大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去获取更多的权力。”[16] “要素”少的国家，比如梵蒂冈、日本，它们最应追求文化、经济权力，而军事则应依赖欧美的保护，政治领导力则更要无为，以免激怒他国以自危；“资源”多的崛起国、主导国，则因为它们的资源更多而受人觊觎，因为它们的权力更大而更容易被他国当做威胁，要多加自我保护，故它们自然应提升其军事实力，构筑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话语权和政治体系，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则可以带领此国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为持续的目标而制定政策。[17]

对于强国来说，构筑对其有利的国际体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它可以与多个盟友结盟，则相当于间接性地增加了自身的权力，而且它所提倡的价值观，也可以为其所作所为正名，并以此来牟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比如说二战后，美国驻军欧洲日本，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在所谓“反共”和“自由主义”上占话语权；至今以来，美国盟友都在为美国出力，这自然增加了美国的军事[18]、经济权力[19]。很多国家认同美国的“自由主义”，则不得不支持它的“人道主义”军事行动，也在国际上为它声援，这也助长了美国的军事、文化权力。[20]

美国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入驻欧洲，自身军事利益也由此获益，获得了北约盟友

弱国小国没有也不应该争取国际领导力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弱国无论有如何良好的国际体系倡议，无论有如何强大的政治领导，仍然无法在国际事务上取得领导力。由此可见，国家实力的强大是其政治领导力的基础，无此，在一个无可治的体系下，再完善可靠的道义主张都是无效的。我们现举一个有关宋国称霸的例子：

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未平，宋襄公乘齐桓公死后齐国的式微而败齐之叛臣于甗，立公子昭，此则一方面展现出了国力，又表明了其“称霸”的决心。[21] 他于此开始角逐中原，以“霸主”身份来对待小国，希望能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和其以西周政治文化为中心的道义观）、建立以宋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22] 然而楚国却在盟会中拘留了襄公，使其在诸侯面前蒙受屈辱。回国后，宋襄公求战于楚以雪耻，然而惨败于泓水，其霸业随即覆灭，宋国从此一蹶不振。[23] 其实宋公以军事力量压倒楚国，是有机会的：在泓水渡河中楚军渡河，宋襄公可以趁机进行袭击，或则可以完胜，但是他自言要“守信誉”，等待楚军完成渡河。而后楚军列队进攻，打败宋公。[24]

宋襄公于泓水惨败于楚

历代以来，宋公成了“不自量力”、“迂腐守旧”的化身，可见于吕祖谦的《东莱博议》。[25] 然而平心而论，宋公在当时的境遇是两难的：如果不求战于楚，则是承认了其受辱之事，如果背信而攻击渡河的楚军，则是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价值观”，这些都会让他失去国际信誉；然而现实是，春秋时期以周王为中心的道德已经逐渐让位于真实权力的博弈，楚国等大国早已开始了“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政治转变，并不会放弃压倒弱国的机会。[26][27] 从另一方面讲，应说作为小国的宋，起初便不应自我定位为一个“主导国”，因为在国际领导与盟友未完全信任并支持它的时候，它是没有足够的实力以自保的。恐怕当初劝阻宋襄与楚争霸的公子目夷（或为《左传》创作时，编者所臆拟之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小国争盟，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维护大国国际领导力的政策方针

在阎教授看来，世界上“资源”足够广大，国力可以允许之寻求国际领导力的强国，只有中国和美国。[28] 同时，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自然要为祖国建言献策，于是他提出了“王道”的国际领导范式。他认为，如果一国（如中国）能按着“王道”的道德准则来行使，应能最有效地获得他国的认可，以建立起符合“王道”的国际体系，获得国际话语权，成就“大国之崛起”。[29]

所谓“王道”就是要：（1）“内圣外王”，国内国外的政策符合相同的道德准绳；（2）“以王道的公平、正义、文明原则建立国际规范”；（3）“采取反向的惩罚性双重标准，即对同样违反王道规范的强国和弱国，惩罚强国的力度大于弱国；对违反规范的同质文明和不同质文明的国家，惩罚前者要重于后者”。[30] 政策的一致性会让中国获得国际信誉，[31] 如此，见于中国的强大，使弱国不敢挑战其领导地位，则毋宁合作以共利了。[32] 如此，中国将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关系网络，“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3] 则天下治矣。[34]

以上的观点是成立的。我们现在以社会学角度来做一个分析性拓展，指出一些“有效的道义”应具备的性质。在现实主义所理解的无可治（anarchic）的世界体系中，根据Andrew Kydd最新的理论研究，我们可把国家之间的交往分析成一个“囚徒陷阱”。[35] 若此，则可以用博弈论中Axelrod[36] 有关道德准则演化的实证与其拓展理论[37] 来说明：想要树立并维持一个成功的道德标准，一个国家必然是要不断地对违约的国家严正处罚，对合作者则多与以实惠[122]。合作总是可以使双方受益的，国家间愈是合作地深入、持久，愈是会在将来持续之。[38] 新的道德准则最好是要“简明”而“宽厚”，在逻辑上更容易辩护，对他国更少苛责并允许他利用此道德规则以牟利：这样别国政府容易接受它，别国民众能理解它，也让国际上有个明确的标杆。任何合作者都能看到晋升、受惠的希望，任何违规者都很容易被区分出来，而且“大国”的惩罚不应让别国耿耿于怀，否则别国会转而对大国的“真实用意”有所猜疑，从而产生对于与之合作的抵触情绪。最后，当新的准则已经获得国际广泛认可后，大国一定要在适当时宜、正式场合阐明其立场，以此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性。[39] [119]

举例来说，当美国最初要以实力建立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时候，计划驻军欧洲，于是美国中情局长杜勒斯Dulles便宣传说：“全世界都希望成为美国，世界的人民向往着美国的领导，而反之，共产实力却是一些别有所图的野心家门作恶的结果。”[40] 起初，戴高乐等法国政治家颇为忌惮以美国为权力核心的新体系的建立，以为美国权力的急剧上涨会让世界更为剑拔弩张，但是权于“共产主义”的威胁，法国还是允许了美国的领导。后来随着美国影响力的逐渐渗透、以及“自由主义”经济的整合，法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主动地接受美国价值观、支持其对外政策，而且美国与法国共同率领的联军中美方出力不少，比如美国在2013支持法国在马里的行动（Operation Serval），法国也在2014以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轰炸，对此，美国国务卿John Kerry回应称：“法国为美方最长久的朋友”，为舆论奠定了基调。[41] 微观来看，一个法国的政治精英会发现美国的军事支援是可靠的，在他自己对美国更加信任的同时，他也得以相同的理由来说服法国民众支持与美同盟，这些都使得法国潜移默化地支持美国的主导权，使法国社会和其领导层不会把它视为威胁。前段时间的川普主义则是在开倒车，他要求欧盟领导人支付军费，又在全球范围内撤军，此则美国苦心建立的军事同盟突然受到了一次打击，这种为了暂时利益的“违约”正是道义理论所要警惕的，因为信任一旦被打破，伤口是很难愈合的。

五角大楼空袭叙利亚，法国这种国家只能支持

此外，大国是要主动地向邻国发出善意的讯号的，更好的是要给予它们切身的实惠。博弈论说明，即使此前没有个互认的沟通渠道，有善意的国家还是可以与他国磨合出一个协作机制的[42]；如果一个国家持续地发出善意的讯号，并用沟通的方式来鼓吹之，则能以最快速度建立起合作关系[120][121]。中国与亚非许多国家并非老相识，但是因为一带一路及其沿线援助投资的项目，让这些国家认识到了中国的“善意”，于是他们会甘于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这个是欧美战略研究也承认的。[43] 联合国中许多受援助国家对我政策的支持，亦是明证。[44] 与此同时，如果大国表现出进攻性、自以为是，则会让人离心离德。

中国对非援助，总体是在当地以至于国际社会获得好评的

国际领导力带给大国的权力

大国在获得国际领导力以后，其收益是无量的。因为在一个价值观、领导的规则明确的国际体系下，他国都会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潜移默化地接受新的思想模式，然后依着这一套道德体系来重构自身的利弊分析，最后就成了这个体系的捍卫者，目前很多国家就是接受“人权”这个美国设立的价值，它们甘愿成为人权的斗士来谋求自身的利益。[45] 这样，一个违背准则的国家就会“自讨苦吃”，会面临国际舆论和政治压力。[46] 现举例，2018年美国在叙利亚的空袭进行空袭，要声明是为了保护叙利亚人民的权利免受进一步伤害，要阻止阿萨德继续使用化学武器[47]，特朗普便把这些描绘成阿萨德“暴行”，把自己描绘成了正义的化身[48]。美国的盟友，比如英国，也随之而宣称美国所为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全球法律法规和准则。[49] 2021，拜登再次对叙利亚进行空袭[50]，他也要解释说美国必须要保护盟友等等[51]，其实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向世界明确美国的“实力”所撑起的道义体系仍然存在，违背其树立的“自由主义”意味着来自美国的惩罚[52]。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目前在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知识产权”概念，这个尤其为美国长远经济利益的保障。美国是现代这个“知识产权”概念的始作俑者，1970年代末，美国商业势力重振旗鼓，大幅增加了其在政府的影响力[53]，这促使美国政府修改了《贸易法》以提高其权益，《专利法修正案》于1984年通过，由此“法制”和“市场经济”的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和知识产权保护挂起钩来了。[54] 随之，跨国商业全力推进他国政府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承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建立起了“国际专利分类”（IPC）等沟通机制，又在1988年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成员承认之，最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签署确定了“知识产权”观念在国际体系中的确立。[55] 许多确凿的证据都表明美国跨国公司是知识产权普及化的主要推手，比如辉瑞。[56] 中国于1984发布第一个《专利法》，而后三次修改，终于在2001年做到了TRIPS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而其国家政策则全力支持知识创新，甚至在2009年中期超过日美，成为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57] 直到目前，由于美国尖端科技的发达，对知识产权的格外保护仍然可以保证美国公司在全球生产链上获得最多的利益[58]，中国专利虽多，但大部分最终因无用而成为废品（一年便放弃了），以至于一些学者前些年还认为中国在缺乏创新的情况下会永远停在产业链的中下。[59] 总体上，美国可以被成为一个“市场霸权国”[60]，因为其跨国公司在经济上的权力是一种“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可以在全球“不知不觉中”汲取最多的资源，而这正是因为各国对知识产权观念的认同。

2008-2016年中国在申请专利的数量暴增，超越日美韩国

还有，与此相关的美元霸权也给美国提供了颇多的经济、政治权力[61]，这也是一部分基于美国成功塑造的美元信誉。因为美元“稳定”、美国国内消费和综合经济实力足以支持美元供应，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接受，尤其是在外贸输出国中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中国2000年以来也囤积了上兆亿的美元，虽然2014年以后正在降低其比例），这促成了美国的“基础性权力”。[62] 美元霸权对美国的好处其一就是，基于美元的稳定性，海外商业投资则可以在美获得高利率回报，美国本土企业和个人可以轻松地获得海外低利率的投资，这被称作一个美国资本的“嚣张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63]

当然，我们要说明的是，一个道义体系尚可允许一些国家或其利益集团地位、权力更高，可以允许部分国家的利益更容易被满足，但这个“道义”之所以有效，一定是它在大国的领导力下可以让参与者获得足够实惠的（non-exclusive），一定可以为利益多得者（比如大国本身）的行为正名（justifiable），这才能让他们情愿接受大国的领导。就像因为中国创新者可以从中牟利，因此中国几十年一直愿意接受美国的自由贸易主张（包括知识产权法）一样；因为美元霸权给世界带来了贸易的汇率稳定性，因此占主导的美元也可以被视为各国愿意接受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历史说明没有一个可靠的货币领导国是危险的，比如两战期间，英国回归金本位而因在战争中经济受疮而蒙受了巨额黄金外流，而被迫在工人对通货紧缩的抗议下摒弃之，与此同时法国却在1926年稳定汇率时低估法郎，以至于法国的外汇储备从1926年的一百万骤增到了1929年大萧条前的170亿；当时，尚不成熟的美国金融业，不知对受困的国家进行“反周期借款”，比如1923、1929对经济低迷的德国不断重申其债务之责，而美国资本家1929年在美国萧条来临之际从德国撤走巨额投资，使德国经济陡然而溃，这些造成了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迅速在欧洲蔓延起来。这些，实在是工业发达、经济兴隆的美国不知领导全球货币体系，建立公平汇率机制与设立维稳基金的缘故[64]。痛定思痛以后，至今，美国财政承担着维持货币利率稳定的责任，为世界金融稳定走出了贡献[65]；很多出口为导向的国家是希望把货币挂钩在美元上，稍微下调以促进外贸的[66]，这也导致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67]；2008年金融危机也说明，美国也要时刻准备外国在美投资的美元资本，因经济危机时会随时撤走，故此也体现着一种“嚣张特权所带来的责任”[68]；近年来学者也开始逐渐质疑许多美元带来的其他所谓利益是否真实如此。[69] 就算我们说美元霸权给了美国的好处是弊大于利，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这种利益并非零和的，这才正是道义所讲的“王道”所带来的共同繁荣；美国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然而这个正是“大国担当”的表现。现在一些人把任何与“美国霸权”沾边的事情，无论是其货币还是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都当作美国对他国无情的压榨，这一点有些太过极端了。自由主义、法制经济，可以让弱势群体通过融入并利用其规则而进取，以至于取代此前的强势势力，比如中国就正通过学习以后的自主创新来在知识产权体系下占据产业链的上游、中国通过巨额的外汇储备避免了金融海啸的冲击，故此两种观念的公平性不可以完全用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来解释。[110-111]

2000年以来中国积累的巨额美元储备（很多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库券），因为美元足够稳定可以借之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可以为国内资本输血

扩充一下，冷战结束后，以欧美为主的跨国金融业也成功地树立起了对己有利的“货币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办一些培训机构，训练一些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中央银行的技术人员以说服其政府来放松金融管制，这些人在本国形成了一个“国际金融”的小气候；当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尤其是民众和商业投资者，都是有一股强烈的“灯塔主义”，以为本国的经济萧条就意味着西方模式的完全正确（与晚清很相似，当时的很多人觉得照搬西方“议会制度”“宪政制度”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70]；当今中国社会也是有这种想法的，只不过是以为西方因其“文明优越性”而更加发达，所以要全盘西化[71]）。他们希望通过货币主义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反对任何政府干涉。此间这些国的政治领导人曾试图反对金融自由化，他们的中央银行管理者却成了“中央银行自主主义”（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的提倡者，通过世贸组织贷款、欧盟成员身份条件性（conditionality），以国际金融组织的压力来与本国政府制衡，保证了自己金融操作的独立性。结果事实却证明中央银行自主的效果差强人意，其“高明”的理论有颇多的漏洞[72]，通货膨胀仍然肆无忌惮，而在欧美的跨国金融家们却日益壮大全赚得盆满钵满。[73] 随着前共产主义国家银行家的加入，尤其是在2007年以后，跨国银行业气焰煊赫一时，而他们不透明度操作机制，艰涩的表述，委实有反民主原则之嫌[74]，其结果有损于社会之公益。[75] 随着2008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受到严重冲击，西欧货币大规模贬值，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银行客户发现自己的银行存款竟然是通过欧元作为保证的，于是信心萎靡；这些国家的银行只得提高利率，更造成了经济的持续萧条，由此民粹主义情绪开始上扬，这些国家出现了更多支持政府管制银行业的呼声。[76]

俄国中央银行，很大程度上就是美欧发达国家移植过去的替身，自我标榜以与中央对抗

政策反思与建议

中国外交可以从以上分析中借鉴一些什么呢？按照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推断，中国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投资和援助，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并提高其中的监管，来保证他国当地劳工的工作环境[126-127]，让它国的领导人、民众看到中国的可靠性（经济为主，政治为辅）[128]，便可以树立起较好的国际信誉。[77]中国与亚非许多国家并非老相识，这很大程度上冷战的遗产，比如一些在中亚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中苏交恶后便在战略上转向苏联，而苏联解体后它们也对俄国在军事上颇为依赖。[78] 但是通过一带一路及其沿线援助投资的项目，这些国家认识到了中国的“善意”，便甘于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79] 中国在亚非欧其他地区的投资、经济援助，随着2010年以来的不断加深[130]，也取得了相当的政治胜利，[112-114]其从斩获更多国家政府的伙伴关系 [125]，到应得更好的地缘政治生态[129]，成就累累。在联合国中，许多受援助国家对我政策的支持亦是明证（往往受到中国持续投资的国家会在安理会投票中支持中国，而后受到更多的经济福利）[80] ，对于许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所产生的依赖取代了此前对美的政治依附，这显然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帮助[118]，此在非洲国家中的效果尤其明显[123]，公开、可靠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让非洲人民心慕中华，如在对部分当地居民的采访所示[124]；甚至疫情期间，中国对外医疗物资的援助，以塞尔维亚为例，便获得了来自民众颇多的赞许[116]。而且很多实际考察都表明[81]，中国有关人类合作“共同进步”的相关理念[82]，是受到受惠国家人民的认同的，还被纳入联合国宪章，这也是因为相互帮助、不反悔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建立信任的主要途径。[117]

反之，所谓的“战狼外交”则可能无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近年来，我国文化界开始逐渐强调构筑“中华民族意识”、“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很多影视片比如《战狼2》《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都反映了此种风向，这些都是要构筑一种基于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文化自信”。[83] 2020年新冠肆虐以来，似乎是在对外恶化的情况下，对这种民族主义浪潮进行回应[84]，中国外交官开始逐渐采取了类似“战狼”式的姿态，开始主动地指责他国政府所作所为，并宣扬中国的昌盛与良政；正如殷弘教授所言，这是要传播由战胜国内疫情而弘扬的“中国体制的某种优越性”。[85] 这种外交的“民族主义”“国家优越感”的道义，其问题在于第一是它不公平，因为他国并不能因此而收获任何优惠；第二是他尚未被国际社会认可，突然之间把“百年屈辱”“民族崛起”等叙事提出来，是让外国颇为惊讶的；第三是他不宽容，因为主动对他国的回击是意味一种“记仇而还”的心理，这不利于信任的建立。于是，虽然中国舆论和政府自身认为此种外交言论只是在捍卫正当权益而已[86]，然而外国评论家或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似乎更倾向于把它解读成中国在拓展国外影响的举动，[87] 并不太理会中国内部的“自尊”心理[88]，而反以为中国过度的“自卫性”语气反映了其经济和国际上的不自信[115]，还有人以为这反映了过度的民粹主义情绪，是60-70年代荒诞外交的抬头[131]。另外，Mattingly等学者通过实地考察，用较严谨的统计数据说明了，一些以“批评他国”为核心的战狼外交所传播的信息，委实加深了他国民众对中国的怀疑心理，而物资援助、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缓解之。[89] 另一个例子就是2021年起，赵立坚等在推特上对澳洲的攻击，似乎就让澳政府颇为警惕，进一步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从而提高了对中国的防备。[90]

另外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就像阎学通教授指出的一样，是中国一定不可耍小心机而占别国小便宜，[91] 一定要使得政策的意向透明公开，一定要开诚布公地在国内国外树立一个价值观。[92] 目前影响中国国际声誉的，就拿“知识产权偷窃”为例，虽然欧美是会有炒作的成分，比如说所谓“技术与知识产权窃取”听证会[93]，欧美也有意识上的傲慢，以至于无端指责中国的高端技术发展[94]，但是老实说许多的证据、真人招供的口述[95]，是足以说明此种动作是存在的，尤其是军事[96]和其他科技“情报获取”方面[97][98]，这种证据颇为确凿；就算不存在，欧美的炒作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毕竟它们现在正在控制话语权。2019年的时候，中欧领导人会晤正在顺利进行，荷兰的报纸[99]和Forbes[100]就抓住个把柄说中国所谓“间谍”受到指控，这是多么地伤团结。在这一点上，最好还是做公开透明，不然被抓住是很难堪的。[101]

还有一个就是国内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目前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传统文化”，都反应于官方的政策、文件之中，这些“道义”恐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组合，其逻辑关系不太容易被国际社会理解，阎学通最新的著作中也如此指出。[102] 国际上，华夏古代文明、饮食文化固然有无可厚非的吸引力，而中国文化影响大略上说在他国仍颇为薄弱，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似乎比较难理解当代中国的价值观。[103]

我们若想要与国际接轨，做到“内圣外王”，就不能死守许多教条，就不能移植古代思想体系、特殊历史传统而过度幻想其于当今的重建。为了更好地让中国的“道义”让各国理解，我们也要更加开放地拥抱自由主义，因为首先，当下中国对二战以来自由国际体系道义的接受情况十分复杂，这有其复杂的历史政治原因，但正是这种复杂性才让中国所奉行对外政策的“道义”更加逻辑模糊（比如如何解释在国外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而在国内“党高于法”；如何解释在口头上尊重“自由、民主”等标语而在国外完全不干涉甚至给独裁者政权以投资、在国内政治中做得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如此不同[139]）。[137-138]目前，自由主义的标签、很多其附属内容（自由市场、民权、言论）是国际上大部分国家所公认的，中国的“道义”如果接受它的更多内容，则能使之比一个极度基于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很多概念也存在于部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之中，比如庄子不羁的逍遥主义[104]、儒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北宋时期对“平等”“自我表现力”“天理自然法”“克己复礼、旷达自主精神”的尊崇等[132-135]，自由主义也自清末以来成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念，集中体现在其于五四、北洋时期和1980年代以来的思潮[105]，因为自由主义的感召力并不限于民族和国家。中国必然是要道义上深入学习世界通行的一些“自由主义”准则，以建立起可以让各国理解的、持久的信誉。

其次，若通过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中国更可以提高其政治逻辑的说服力、为其特殊性辩护。世界上有如此多的国家，自由主义自古以来出现了许多支派，错综复杂，然而它对于“不断打破过去的压迫和枷锁”，这一点在精神上是令人宽慰而有盎然的信心，因为他可以籍此而正当地为理想而奋斗、做自己从未能或敢于做的事情，而且，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思想开放性允许它可以兼包更多的思想形态的，通过拥抱各类观点并论证其符合情理者，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环境下更好地向外界讲述、解释“中国故事”“中国思想”，比如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改造解释为“自由主义中强调平等的思想”[106]，也可以发掘“自由主义”之根源，拒绝“新自由主义”对其叙述的主观改造，比如可以指出新自由主义有关“政府最小化、全面市场化”的叙述（以上讲的货币新自由主义是其一种）是违背其首倡作家Hayek原意的，Hayek在推崇市场化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对“为他人服务”的道德标准的追求，如此，中国即可以在一个大家广泛接受的话语体系下争夺“道义主导权”[107]。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体系下的观点可以支持也可以允许反驳，也允许反驳他人的反驳，而非自由主义体系下的政治讨论往往更容不得其他观点，那么一定是前者更容易比后者更能提出创造性观点、更能说服更多人（更让人感到“文明”“宽容”“公平”），这个在中美智库交流中颇有体会（包括我的老师Steinfeld在参加中美二轨会谈后跟我讲的）：往往是中国学者骂美国，美国学者骂美国和中国，但中国学者不对中国进行太多批判[143]。还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虽然国内很多时候谈论中国政治道义时会说“观点提出的越尖锐越好”，比如官方认证的由张维为主讲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反复提到说“我们一点不怕竞争，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辩论”、“中国人要自信”[140-141]，然而事实上要么就在敏感问题上根本不带入别人的批判性观点，要么就是在看到反对意见的时候，不光完全不去了解别人的观点逻辑，而揪住对方的话语来自“别有用心的西方”而从根本上排斥它。比如说张维为在谈到欧美经济学的时候，就因为一些数学模型太过死板失真而全盘否定西方社会科学的能力[142]，而他自己提不出任何经得起科学检验的经济学分析模型（看他的《中国震撼》就知道了，纯靠直觉鼓吹中国“经济奇迹”，毫无科学素养[146]），对西方经济学的反驳最有力的还是来自于在欧美的学者自己；在历史研究中，任何中国学者受“西方”观点启发（比如古史辨学派），就污名化说他不自信，然后自己凭着对西方文献学、历史学考辨研究的无知而怀疑“西方”历史记载的可靠性，这种自欺欺人的学术民族主义、建立在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之上的“自信”，是在让人不堪[144-145]

最后，最近升温的意识形态之争是应该中和一些的，因为国际化、全球化实在是已经改变了很多当初马克思、列宁的经济政治学设想，如果强行推行，必然会造成逻辑上的部分困难，恐怕与自由化的趋势较为龃龉。[108] 过度的中华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值得商榷的。这其中一种把中国自清季以来的“屈辱”视作受西方压迫和冲击的民族叙述，总是在发觉“中华”之特质时把起源于并来自西方的观念和事物当作一种“侵略”，要把它剥离掉，这种倾向是会矫枉过正的，把很多本来人类各民族都有可能或曾经做到有过的当作一种西方所特有的而一概蠲除之（比如以传统文化的“贵和”反对自由主义的倾向）[109]，在此中语境下，外国政府或个人对其思想的阐述很容易被当作“外部的恶意渗透”而被污名化（比如“九号文件”所反映的），这并不利于中国发展出一个别人可以理解的“道义”。

最后，我寄赠一句汉代学者（或拟撰）有关汉代对外政策方针的看法[135]：“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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